◇◇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传统文化的无奈抑或哲学博士的悲哀 ——由十博士的公开信说开去 冯青来 对所谓十博士的公开信事件已旁观了一段时间，本不想凑热闹，一是因为已 有不少人说出了与自己类似的看法，二是因为不喜欢批评人，而一旦要论事，必 然会涉及到人。何况，有关传统文化的问题是个敏感话题，无形无意中总会触动 那些民族情结深厚者的神经，引起不很必要的麻烦，招来骂名，而这是自己很不 愿意的事情。但喧嚣过后，自己感觉还有些话未被说到，就只好冒然而行了。 看看事情的起因，不就是过一个圣诞节么？值得我们十位名校的哲学博士如 此上纲上线联想到文化集体无意识及文化主体性吗？且不说这里的“集体无意识” 和“主体性”概念本就是来自西方文化或哲学的，主体性这个概念在中国哲学中 或者说中国文化中有吗？可以说，这种主体性意识的觉醒本自源自西方文化的启 蒙也不算过分吧。所以先忍不住说一句，要写这个公开信，用副标题“我们对 ‘耶诞节’问题的看法”就足够了。加上主标题，感觉尤其别扭或不伦不类。只 能说，这封公开信用着西方的言语模式与概念却在反着一个虽源自西方文化但其 实与文化本身关联并不密切的节日，确实有几分滑稽或遗憾吧！笔者不妨从最近 看到的一个西方小幽默说起：一个孩子学校放假三天，其父问他为什么？孩子说 有个同学过生日，其父问什么同学过生日？这么隆重？孩子回答说，他的名字叫 耶稣。虽只是个幽默，但父子对话中反映出的深层含义在于，即便是在西方，圣 诞节的宗教或文化意味也应该呈弱化态势而大不如以往吧。圣诞节当然还是西方 文化和宗教中的一个隆重日子，但在西方更普遍意义上也不过是大家的一个假日， 一个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或选择祷告感恩上帝或可以放松休闲甚至娱乐狂欢的 理由和藉口。圣诞节，教堂当然会有特别的仪式和活动，但纽约的圣诞狂欢是在 广场上进行的，那些在狂欢中的人群心中想的是至高无上的主还是自己的快乐， 虽不得而知但也可想而知吧。至于在一些东方非基督教国家包括我国，就更是如 此。它只是单纯一个节日而已，最多是与休闲和商业有关，与文化关涉实在不大。 那些经济发展得好的国家自不必言，会有热闹的圣诞节和狂欢活动。就连越南这 些国家也会在圣诞节时隆重布置店铺以加以庆祝或利用，有朋友在越南一家台资 公司做事，从其发过来的一些圣诞庆祝活动及圣诞期间的街景和商铺布置等照片 可以看出，那种浓厚的氛围也是只有盛大节日才有的。 关于节日，曾是德国教育人类学家鲍勒诺夫从哲学人类学角度提出的现代教 育学的三条实践性原则之一（其他两条是“教育之爱”和在精神及实践两个层面 的“漫游”）。鲍勒诺夫是受了伽达默尔的影响，开始特别注重节日的教育价值 的。他认为，节日时间是一种特殊的时间，在节日里，人们摆脱了平时或空虚或 繁忙的时间结构，而步入一种作为“整体凝聚和强调”的时间。节日庆典活动， 打破了人的日常生活惯性，使之脱离日常琐事，而进入一种自由的时间感受中。 节日的时间是一种实现了的时间或特有时间，它以一种沉醉之情和解放之感弥漫 整个心灵，使人的精神感到格外亢奋和充实。因此，当个人处在节日中时，他发 现自己从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而与原初节日的氛围和历史延续的维度接通了， 他在节日中既感受历史、传统和文化的积淀，也感受到个人与集体、民族相沟通， 并希望以此超越人们在节日中娱乐主义的态度或个人发泄的态度(参见邹进著： 《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山西教育出版社会1991年版，第157-158页。)。显然， 鲍勒诺夫挖掘出的节日对人的重要教育价值，在我国语境中只实现了第一层面， 即一种娱乐主义的态度或个人发泄的态度。但如果就此而引起十博士的不满，如 其中一位表示出，人们甚至根本就搞不懂圣诞节的来源或文化背景就盲目地在那 里庆祝，那如果人们真的在过圣诞节这一节日的时候回归了历史、传统和文化， 岂不正是十博士们更为心忧的？这里就有些逻辑不清了。这里忍不住再插一句， 这位博士还列举诸如他及其女友就从不过圣诞节这些理由来说事，这确实不象是 一个博士的逻辑，难道你不做的事，就意味着是不好或不对的，因此别人也不能 或不该做吗？那么你要是选择独身，可能也要反感或看不惯别人结婚了！笔者所 住附近有一本市最大的天主堂，若平安夜正好是休息日，则会和友人及孩子等一 起前往感受一番。在灯光辉煌精心布置的大厅内听听主教引导教民们吟唱颂歌， 看看墙上精致的取材于圣经故事的绘画或雕塑，逛逛平日难得进去的教堂，权当 一种消磨闲暇的方式。除了那些在凝重地专注唱歌和虔诚地排队受礼的教民外， 教堂里川流不息的大多数人看来与我们是一样的情形。至于商家利用圣诞大搞促 销，也实在是无可非议。这正如何怀宏先生在2005年10月在《新京报》上曾撰文 所言，“捍卫闲暇，但不妨被利用” 。虽然其认为“休闲固然可以用作手段来 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从整个社会和人生言之，享有闲暇实在是比经济发展更具目 的性的东西”，但这实质上肯定了休闲是可以也理应为经济带来一些利益，尤其 是对我国当前这种经济发展仍是社会中心的情形而言，闲暇被利用无疑就更合乎 情理。 至此，我们首先可以为我国民众所过的圣诞定个性，它最大意义上只是一种 闲暇或休闲的藉口和方式而已。撇开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的分野，对我们这样一 个人在其中精神长期受到压抑、个性难以张扬、刚刚体会到休闲的感觉甚至还未 领会到闲暇的真正含义的社会而言，多一个类似的节日来让人们恣意放松一下， 真不算是坏事。而休闲或闲暇对人的意义有多重要呢？ 古希腊伟大哲人亚里士多德说“我们闲不下来，目的就是为了能悠闲” （《尼各马可伦理学》），因为“闲暇出智慧”；德国当代哲学大师约瑟夫?皮 珀则在其经典名著《闲暇：文化的基础》（刘森尧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一书中，开篇即引用了柏拉图的这段话：“众神为了怜悯人类——天生劳碌的种 族，就赐给他们许多反复不断的节庆活动，借此消除他们的疲劳……以便他们在 众神陪伴下恢复元气，因此能够回复到人类原本的样子”，并提出了“闲暇是西 方文化的基础”、“闲暇是一种带有节庆性质的活动”、“闲暇起源于节庆崇拜” 等观点。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脱离崇拜活动，闲暇即沦为烦闷无聊”。因此， 我们不仅需要闲暇和节日，而且需要有崇拜活动的闲暇和节日。而后一个条件的 实现，首先需要保证我们拥有闲暇和节日的权利。这也是笔者认为以十博士为代 表的那些心忧西方文化僭越于传统文化的护道者们应该发力的地方，即在传统文 化中努力找寻到一种能使人们愿意进行崇拜活动的闲暇或节日，来取代现在这种 人们盲目娱乐的态度或烦闷无聊的状态，事实上，对那些不爱热闹或活动的人来 说，以笔者的观察来看，这后一种状态无疑是节日中的常态。哲学或哲学家无疑 是应承担起此职责也应能够担负起此职责的，正如人们对哲学或哲学家予以的期 望，如“中国最缺的是什么？我想既不是科技者，也不是民族英雄，最缺的是思 想家，一些能改变国人劣根性的哲学启蒙者。如果没有，其它都是免谈”（一网 民言论）；“轻视哲学的民族不可能优秀”、“作为对世界和人类根本问题的思 考，哲学代表了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所站立的高度，决定了它能否作为一个优秀民 族在世界上发挥作用”（周国平先生语），等等。但是，就十博士这封受那种所 谓儒学原旨主义者所利用联名发出的公开信来看，笔者只能说，这不仅是哲学博 士的悲哀，其中还折射出传统文化的无奈。 我们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呢？尤其是立足于当前我国由传统型 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来看，应该如何看 待并摆正传统文化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地位呢？ 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在“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文化”的演讲中（载于《光明日 报》，2006年6月1日，6-7版），曾对我国传统文化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概述： “所谓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基本上发展传承下来、基本上没有脆性断 裂过的基本价值取向，基本生活方式，基本思维方式，基本社会组织方式，与基 本审美特色。从学理上——主要是伦理与政治学上看，是儒家与儒道互补，是四 书。从思维上哲学上看，是汉语与汉字文化，是易经，是概念崇拜与直观判断。 从地域与经济上看，是黄河文化为主并补充于楚文化，是农业文化。从社会组织 方式上看是封建专政与民本思想的平衡补充。从民间文化上看是阴阳八卦，是宗 法血缘，是中餐、中医、中药与多神混合崇拜，是戏曲里大肆宣扬的忠孝节义”。 综观整个演讲，王蒙先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无疑是肯定多于否定，他说：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性的文化交流，也使很多传统的道德和精神生活遇 到了新的挑战、新的问题。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道德的国家。……科学和技术的 发达把很多东西解构了。许多伟大的事情，你用科学技术一衡量，并不是那么伟 大。所以人的精神生活在受到挑战，人的道德观念、美德观念、侠义、崇高、诗 情，都在受到挑战。……中国文化尽管有落后、僵化、腐朽的一面，但更有它灵 活的、开放的，能够吸纳、适应、自我调节、获取新的生命力的一面”。在此， 王蒙先生似乎认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会导致传统道德和人的精神生活受到挑 战，而中国作为一个非常重视道德的国家，可以针对这种挑战有所作为，也就是 说，王蒙先生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价值是十分珍视的。在此笔者无意对得出 这种结论的思考是否够严谨、逻辑是否够严密进行评价，只是就一些与笔者认为 相关的因素作些分析。 应该说，王蒙先生对传统文化的概述无疑是比较全面的，但在其所作的演讲 中，传统文化的内涵却并未得到相对充分的论述和评说，相反却陷入了概念狭隘 化的境地，整体印象上仅止于文字、文学及艺术形式等。即便是被寄予厚望的伦 理道德文化在全球化视角下的意义，也未得到充分的论证。至于思维哲学上的概 念崇拜和直观判断及民间文化中的阴阳八卦和宗法血缘等反映出的逻辑精神和科 学意识的欠缺等更未得到应有的批判。但王蒙先生以汉语言文字的活力为例证得 出结论认为，“我们中国文化显示了自己的再生能力，显示自己完全能够与时俱 进，完全能够跟得上现代化、全球化的步伐，同时又保持我们自己文化的性格、 特色、身份、魅力，表达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和自豪”。这样的结论则未免 多少给人有些以偏概全甚至空穴来风之感，只能说是一种出于个人强烈的民族文 化自尊表达出的值得敬仰却很难苟同的良好意愿，一如我们的十位哲学博士所为 的联名公开信。 有关我国伦理本位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笔者算得上是一位文化多 元论者，认为应该容忍并尊重所有不同的文化。但是，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 既然“西方所理解的进步已几乎成为普遍的愿望。进步的概念——生活得更长寿 一些，健康一些，负担轻一点，更满足一点——并非局限于西方”，也清楚表现 在儒家学说及一些非西方或非儒学的其他文化的信念中（[美]亨廷顿，哈里森主 编；程克雄译：《文化的重要作用》，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绪论第13页。）； 那么，单就有利于人类进步或我们目前社会的现代化而言，笔者只能冒昧地说， 我国传统文化在某些重要的价值取向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合时宜。不可否认， 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我国传统文化确实具有一定的兼容并蓄的特质乃至集天下义 理于一身的精神内涵，但是，如台湾学者叶启政所言，“若不进一步考虑文化之 经济、政治及社会意义，也不考虑文化存在之历史和社会结构条件”，（ 叶启 政：“近代中国文化面临的困境”，张文达等编：《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黑 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则这种对待文化的思维方式也是不合时 宜的。换言之，我们未曾以一种调适的心态来面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的位 置。 在2006年8月31日举行的“北京跨文化传播论坛”上，余秋雨先生作了题为 “我们自己的障碍”的发言（全文见： http://blog.sina.com.cn/u/46e94efe010005ig）。余先生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在 世界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在交流方式上存在的障碍，如“在文化交流上，最终要 排除的并不是技术障碍而是思维障碍”等。如同王蒙先生的文化概念，余先生所 论的文化也主要是指器物文化及艺术文化等可以通过某种外在形式得以表现的文 化，这一点显然将文化的内涵狭隘了。笔者对余先生的某些学术观点或姿态并非 都持肯定态度，但其对传统文化及其在文化交流中的处境所作反省让笔者颇为认 同，如：1.中华文化的悠久辉煌为世界所公认，中国的餐饮文化和器物文化也广 受欢迎，“中文热”也正在全球逐渐兴起。但不可否认，中国的文化话语却难以 融进国际主流文化，处于不被国际社会乐于接受的状态。2.虽然政府一直很重视， 但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的中心话语和象征图像还是难以确定。3. 中国 传统文化的现代魅力总是被国人盲目高估，我们以为四大发明、孔子、珠算和出 土文物等能够永远引起世界的注目。4.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种说法 或许只是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得出的一种未经证实的判断，但在文化上，二十一世 纪绝不是中国的世纪。5.中国二十几年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不应像文化保守主义 者那样将其归于中国文化。因为中国文化如果具有将中国带入现代化的活力和生 命力，就不会造成中国在近代历史上连遭打击而需要在二十世纪后期花大的力气 来改革开放。6. 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优先，文化置后，是虽理智但无奈 的设计。但经济飞速发展所产生的震荡难以由尚未转型的文化来平衡。7. 任何 古老文化，都会在发展过程中接受人类共同原则或普世原则的筛选，并将自身的 优秀成分融入整个人类大文化。如果没有这个意识，则犹如坐井观天会在世界大 格局中失去生命力。8.中国文化当前正处于重新选择、自主创新的关口，不能陶 醉于过去并不可靠的判断，何况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公认的判断。中国文化选择和 创新的重要契机在于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对话和溶合等。 余先生对中国文化在交流中的自我批评可谓猛烈，如他在评价各国对外文化 交流中的展馆布置时批评说：“与德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智慧的巧思。与法国 馆相比，中国馆缺少自嘲的幽默。与日本馆相比，中国馆缺少面对未来的创新。 与韩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通俗的亲切和美丽……加在一起，中国馆显得枯燥而 自傲，庞杂而保守，严重地欠缺智慧，欠缺创新，欠缺想象，欠缺互动”。因此， 2001年在德国汉诺威世博会，所有排队进来的外国观众，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任何 一个角落停步，都是用几分钟时间匆匆走过，就直奔出口。2005年的日本爱知世 博会有一个电脑屏幕，上面标示出此时此刻到哪一个国家馆需要在门口等候多少 时间，譬如法国三小时，德国三个半小时，日本四小时，韩国三个半小时，等等。 但在中国馆门口要等待的时间及是否需要等待却让余先生羞于说出来。那块屏幕， 几乎成了各国文化魅力的一块比赛牌，余先生认为每一个到那里参观的中国观众 都会出于民族自尊心不愿去多看它一眼。从余先生所提供的观众在各国展馆中逗 留时间及各国展馆入口需等待的时间来看，这番批评虽说闻之逆耳，却是难以否 认不乏客观理性的结论。笔者在此基础上想说的是，我们自己在文化上的障碍还 不限于这种在文化交流中找不到中心话语和象征，不善于从形式上表现自己的障 碍；更多的还是在认识自我文化深层内涵上的思维和心理障碍，没有一种理性反 思的能力，缺乏勇气去承认自我文化的致命弱点。即便是受教育多年的名校的哲 学博士也是如此理性不足，在对待文化问题上基本未抓住主要矛盾并找出实质性 的根本所在。 罗素曾指出，“中国的教育产生了稳定和艺术，但从未产生进步与科学”。 （[英]伯特兰·罗素著，靳建国译：《教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第23页。）这句话虽然说得绝对了些，却也不无道理，难以否认。应该说，中国 文化中像一些能被世界广为接受以文字、文学、诗词、戏曲、书法、国画等形式 表现出的艺术文化毫无疑问应具有现实甚至永恒的价值的，是我们应该加以发扬 光大的成分。当我们批评中国教育体制下的学生缺乏审美情趣、失去想象能力、 没有创新意识时，没有意识到这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只是我们的教育 因为应试的压力而未让传统文化占据应有的施展空间。中国的伦理文化如果能超 越泛道德主义的负面影响如容易让人虚伪等，其崇尚的奉献意识、重亲情、讲和 睦等精神也是值得承传的。至于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则无论是思维哲学上的易 经、概念崇拜等，还是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业社会或民间文化中的阴阳八卦、宗 法血缘及被过度宣扬至钳制人性的忠孝节义等等，尽管笔者心有不忍、情有不愿， 但确实难以否认其在当前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存在着不和时宜之因素，是我们应 该完全舍弃或至少需要扬弃的。 邓晓芒先生曾在“西方精神对我们的意义”一文中指出，对于当前社会转型 过程中出现的诸多负面现象，并非是我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断裂，而根本上是由于 传统文化基因中存在着“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欠缺的两大缺陷，因而不适 应当代社会变革的需要。而西方文化精神的两大内核正是“个体的自由”和“普 遍的理性”，这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却构成一种互补的张力，共同构成了 西方人的精神家园，实现了人的现代化并最终促成了社会的现代化。 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因此，由这十博士的公开信说开去，不只是哲学博士的 悲哀，更是折射出传统文化的一丝无奈。但无论如何，笔者认为，哲学博士如果 无聊至极，可以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一样，去玩玩哲学的吊诡，或就一个针 尖上可以站多少个天使等类似问题作些争论也未尝不可，但不要剥夺国人早已少 得可怜的休闲时光。尽管这种休闲方式的教育意义离鲍勒诺夫的教育实践原则还 差一个层次，但这正是我们的哲学博士们应予以引导的地方。这也可以说是哲学 博士们存在的社会价值，因为，在最普遍及根本意义上，哲学就是教人如何存在 于世间的学问，哲学的根基源于生活。 (XYS20070106)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