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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卑劣的苍蝇“精英”
——评孙乃修《〈两地书〉中的许广平》
·方舟子·
孙乃修大概是个“唯学生主义者”，所以一切学生反对校方的举动，不问
其是非曲折，一定被当成正义的或者至少也是不该反对的，而压制学生的老师，
不问其立场态度，也就全都是一丘之貉。因此，在他看来，发生在北洋军阀治
下、为反抗校长杨荫榆黑暗残虐、得到许多老师和社会贤达支持的北京女子师
大风潮，和发生在国民政府治下，因右派学生的“选举黑幕”引发、两个不同
政治派别的学生针锋相对的广东女子师范风潮，也就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当
年许广平参与领导女师大风潮，一年多以后在广东女师担任训育主任打压右派
学生，便成了“媳妇成婆、步杨后尘”，连鲁迅对待两次学潮的态度不同，也
成了他的一大罪过，看来或者不能支持任何学潮，或者要支持一切学潮，否则
就要让“唯学生主义者”感叹“中国知识分子的异化和相残”，“这样在仇恨、
诬陷和报复中循环，在人与人之间互相绞尽脑汁使用心机、相互迫害中循环”
了！
不过这位“唯学生主义者”显然当得并不彻底，因为他还是害怕读者知道
学潮的是非曲折，不惜采取断章取义的卑劣手段掩盖事实真相。他自称根据
“两地书”的原件，读者若无“两地书”原件可供查对，或无暇查对，很容易
被其迷惑。我只举几个例子，即可见其卑劣。一开始他就说：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信，她（方按：指许广平）以炫耀口吻谈来校
后参与的两件‘快意事’：‘我到此校两月就把反动生开除两个，给她们反革
命的学生一个打击，在我未来以前呢？她们猖獗到目无师长，口口声声打倒校
长，实行反革命而没奈何。’这态度、威风，是不是有点杨校长味道？所谓
‘猖獗到目无师长，口口声声打倒校长’的女学生，不是一年前许广平们在北
京女师大倒杨风潮中的行为么？许广平之开除女生，不正是两年前杨女士干的
么？不同的，只是换了个名词，把杨笔下的传统道德词语‘害群之马’换成时
髦政治辞藻‘反动生’。”
不同时间不同学校的“打倒校长”，完全可能有不同的原因，简单化地说，
可能是好学生要打倒坏校长，也可能是坏学生要打倒好校长。同样，开除女生，
也完全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怎么能够不分青红皂白，
把“打倒校长”、“开除女生”全都等量齐观、相提并论？许广平称这两名被
开除的学生是“反动生”，也并不是随便给扣个时髦的政治帽子。在前面十一
月四日的信中，她解释过：“我校学生会为右派把持，右派自树的派沈洪慈被
逐出境，各树的派（以手杖——粗的——为武器，以攻打敌党，有似意大利棒
喝团）分子次第消灭，惟我校余孽仍存，且把持学生会，……”（据原件，下
同）“树的派”是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操纵的学生组织，学习意大利
法西斯组织棒喝团，以手杖殴打左派学生，说其“反动”，并不为过。这些是
孙乃修不敢让读者知道的。许广平在谈论“快意事”时，已有七封信详细介绍
了开除这两名学生（其中之一为学生会主席）的前因后果，要而言之，是因为
该学生会主席搞选举黑幕，引起两派学生纠纷而导致的。当时右派学生发表了
一个宣言抗议校方开除这两名学生，有百余名学生发表反宣言，支持校方：
“同人等对于李秀梅（学生会主席）个人和发宣言的个人并无恶意，不过
以违法的举动，应该纠正，树的派的反动势力，应该排除，党的意旨，应该服
从，谬误诬捏的宣言，应该严词批驳，故郑重宣言如右。”对此孙乃修自然也
不敢让读者知道，否则又怎么去跟北京女师大学潮相比，误导读者对许广平的
反感呢？
孙乃修除了隐瞒，还有捏造。比如他说：
“许广平参与学生内斗、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的幕后行为，很快被学生揭
露，遭到大家厌恶，纷纷改变对她的态度，不再对她客气。”
孙乃修的全部依据显然是根据“两地书”原件，但是许广平在信中只提到
自己向左派学生通报右派学生搞的选举黑幕，也提到右派学生对她很反感（原
因自然是因为她是负责开除两名右派学生的训育主任），并没有说是因为她参
与学生内斗，被学生揭露，才遭到大家厌恶。这一切，完全是孙乃修的臆想。
最明显的断章取义，则见于这一段：
“许广平陷入荆棘中。她告诉鲁迅，被开除的女学生不服：‘被革除的反
动派’‘正在酝酿着罢课’云云。这似乎是去年北京女师大风潮的广州翻版。
她承认学校‘发生事情’，校长被迫辞职，教员亦纷纷辞职，学校陷于瘫痪：
‘更兼反动学生，因开除二人后，总百端设法罢课等事，与其由她们罢，何如
由我们自己停，于是校长打消候至本月卅再去之议，而即于十七早决然离校’。
可见学生对校长势力的反抗，已成全校烈火腾起之势，校长被驱逐，许广平是
校长走卒，立即陷入势单力孤境地。”
读者见他说“她承认学校‘发生事情’，校长被迫辞职，教员亦纷纷辞职，
学校陷于瘫痪”，再联系上下文，自然以为这“事情”指的是右派学生闹学潮
罢课所致，由于学潮校长、教员被迫辞职，因此也就是“北京女师大风潮的广
州翻版”。事实上，许广平在信中说得明明白白，这“事情”“就是学校自暑
假后扩充，见教厅答应挽留校长以后的办法，但及今将四月仍未实行，日前各
教员辞职他去的有六，七，八人，每人几时或十几时功课，算起来真未少数，
自然辞职还有别种原因，当以此为最要，如此校长屡次向教厅申诉而未批允，
即难继续维持，……”后面大段大段地都是在叙述学校如何缺经费，政府又如
何口头敷衍，“即便领到新预算之款，而八，九，十，十一月还是以旧款支新
算，亏空甚多，八月以前，则还欠十一月，绝未有办法，则以后新预算仍须弥
补以前欠薪，每月仍为不敷，仍非改革之法。校长认为不满意仍未回校，……”
就是说，校长和教员辞职，学校瘫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从政府要不来教学经
费，后面还有多封信详细谈到这一“事情”，这和北京女师大学生驱逐校长，
导致学校瘫痪，又有什么可比性？如何成了其“翻版”？
孙乃修如此不顾学术道德地伪造历史，却反过来指责许广平伪造历史：
“《两地书》中许广平的信件，在出版前做了大量删改、修饰乃至整段重
写，这不是一般性质的润色或纠正错别字，而是煞费苦心的自我矫饰和伪造
历史，例如，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许广平信，不要鲁迅寄钱来：
‘你不要以对三先生方法对我’，指鲁给周建人寄钱，发表前改为‘对少爷们
的方法’，移花接木，完全改变原信意思。”
的确，“两地书”在出版时，做了大量的删改，篇幅不及原件的一半。这
种删改，并不难理解。里面大量的情人之间的卿卿我我，被删掉了。涉及个人
隐私的，也被删掉了，孙乃修举的将“三先生”改成“少爷们”，就属于此类，
否则那么登出来，让“三先生”脸面往哪里搁？有的删改，是出于政治原因，
孙乃修说的将“右派”改成“旧派”，就是一例，因为称对手为“右派”，无
疑等于说自己是“左派”，而在《两地书》刚出版的时代，自称“左派”是有
被当成政治犯的危险的。更多的删改，则是为了使叙事简略，许广平写信往往
显得过于罗嗦，所以她的信件被删的尤其多。自然，删改还有其他的目的。但
是说许广平是在伪造历史，是荒唐可笑的。如果她真有此心，为什么在《两地
书》出版后，甚至在鲁迅将删改本重抄一遍给周海婴保存以后，却仍然煞费苦
心保存原件，在建国后马上连同鲁迅其他手稿献给国家，并多次对周海婴和鲁
迅博物馆的保管人员表示在其死后原件可以出版？有这样的伪造历史法吗？现
在“两地书”的原件也已出版面世（《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
10月第一版），除了孙乃修这种别有用心的无耻之尤，可还有谁发现了里面有
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孙乃修在十几年前被称为或自称“精英”，但历史已经证明，那些“精英”，
多是无耻之尤。仿佛要为这一结论新添佐证似的，孙乃修走上了专门诽谤鲁迅
的不归路。诽谤许广平的用意当然是为了借以诽谤鲁迅，他在“精英”刊物《
民主中国》2002年3月抛出这篇《〈两地书〉中的许广平》之后，最近（9月）
又在同一刊物抛出一篇《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探因》，直截了当诽谤鲁迅，
重谈周氏兄弟决裂的原因是因为鲁迅调戏周作人太太、偷听周作人夫妇房事这
种老调。至于这种老调早被驳斥得体无完肤，对他来说并不碍事，因为他只需
要引用周作人夫妇的一面之词，无视或隐瞒与之抵触的人证、物证，就可以误
导不曾留意过这方面的研究，又有阴暗心理的读者了。在这篇文章中，他用的
仍然是断章取义、罗织罪名的手法。孙乃修认为鲁迅性变态的最主要依据是这
一条：
“一九七五年，当年住在八道湾的章川岛（章廷谦）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
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
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
实际上章川岛下面马上就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
花”、“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转引自陈漱渝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也就是说，章实际上是在驳斥这种谣言，孙乃修竟
割去后面驳斥部分，只引前面谣言部分，让人听上去像是章在证明鲁迅性变态
似的，手段卑鄙到如此程度，可谓变态。
孙乃修或许不过是不甘寂寞，想通过诽谤鲁迅而引起轰动，再过一次“精
英”的瘾。这个算盘打得也不高明，诽谤鲁迅代不乏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他恶毒不如苏雪林，阴暗不如朱大可，只有罗织、捏造之术，庶几近之，不过
都是苍蝇笑英雄，蚍蜉撼大树而已。对伟人怀着莫名其妙的仇恨，他还有脸训
斥别人“有勇气革别人命，无勇气自我革新，特别是灵魂的洗涤”、“没有思
想上的宽容，没有人格上的大气度，热衷身边蜗角内斗、人事纠纷，主张仇恨、
杀伐、报复，教唆挑动，拨乱其间，唯恐天下不乱”，是的，这的确是“一种
极大的悖谬和反讽”。
2002.9.9.
附：
《两地书》中的许广平
孙乃修
（载《民主中国》2002.3）
⊙ 媳妇成婆、步杨后尘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师大为期一年驱杨风潮中大显身手的二十
八岁女生许广平，与鲁迅一同离京，去广州就任广东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被校
方斥为“害群之马”的女学生，开始为人师表。
在广州这所女校，她很活跃，背后挑动女生内斗，暗中传递消息，毫不手软坚
决开除敢于批评校长的女生。她现在成了校长的人，成了女学生的对立面，受到学
生抨击和驱逐。当了婆婆就把自己当媳妇的苦楚忘得一干二净，摇身又是个辣手婆
婆。不久，校长和几位主任辞职，许不得不黯然辞职。她走的正是一年前杨荫榆校
长及其手下人走过的路。相隔仅仅半年，就这么角色易位，老戏重演一遍。她对后
果很清楚：“若说失败，被学生攻倒，也没有什么，反正我并未打算在这里多担搁
。”那么，这种行为对读书求学的学生们和聘她来任职的学校，有丝毫责任感或道
德感么？这话自然不能见人，此信发表前，被她删去。
许广平在此校的计谋和手段，洋洋得意和颓丧失意，成为这段期间《两地书》
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信，她以炫耀口吻谈来校后参与的两件“快意事”：
“我到此校两月就把反动生开除两个，给她们反革命的学生一个打击，在我未来以
前呢？她们猖獗到目无师长，口口声声打倒校长，实行反革命而没奈何。”这态度
、威风，是不是有点杨校长味道？所谓“猖獗到目无师长，口口声声打倒校长”的
女学生，不是一年前许广平们在北京女师大倒杨风潮中的行为么？许广平之开除女
生，不正是两年前杨女士干的么？不同的，只是换了个名词，把杨笔下的传统道德
词语“害群之马”换成时髦政治辞藻“反动生”。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信：“我之职务是要图，图即反抗群众，早晚犯众怒
而遭攻击，现时她们幸未窥破我底细，我又固示沉默，渐以图之，如能潜移默化，
有回天之力，固政府与学校之福，否则自然是我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以上数语，
把许广平与众对立、阴谋手腕和失败下场勾勒出来，为“害群之马”四字提供自白
。这段话，发表前被她删去。此信还说：“女子本少卓见，加以外诱，增其顽强，
个个有杨荫榆之流风，甚可叹也。”
十月三十日信，谈她暗中鼓动学生闹学潮：“设法引导别的学生起首反抗”，
要“把右派分子打倒”。这是挑动学生斗学生，身为师范教师，却有这种用心和动
作，学生岂能不闹、学校岂能安宁？读书育人之地岂不成为内斗的酱缸？她这套手
法，是一年来在女师大风潮中学来的本领。
十一月四日信，谈自己热衷参与校内学生内斗、背后传递消息、挑拨两派学生
之间矛盾。后来发表前，她做了大量删改，例如把“右派”改为“旧派”，把几个
关键性重要事实删去，例如她发现“右派”学生“暗中策划”，于是告诉“左派”
学生予以反击，学生中“遂大纷扰”等等。她删去自己暗中做的这些不道德行为，
不愿让人知道她是学生内斗的幕后挑拨者。一年前她在女师大风潮中，是否以同样
手段在同学中活动呢？
许广平参与学生内斗、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的幕后行为，很快被学生揭露，遭
到大家厌恶，纷纷改变对她的态度，不再对她客气。她承认学生们都反对她：“那
些学生（多数）以为我袒护一方，或从中主持。”她承认自己“已成众矢之的”，
遭到学生蔑视和怒视，“或故作不见，甚或怒目而视”，她“难以维持”，一等学
期结束，立即走人（十一月七日信）。
她有恃无恐，告诉鲁迅她对付和惩治女学生的手段：“如他们闹得太凶，没法
处理，则打算照中大办法，重新考试，总之，我们是具十二分坚决心，校长教职员
，有力者都是左的，事甚好做”。
她忘掉一年前自己做学生时受校长势力威压那种痛苦。一当婆婆，一有权力，
脸就会变，反过来压迫媳妇。此时许广平，成了杨荫榆式人物，此时鲁迅，未见为
女学生主持“正义”。
此时，许广平背有靠山、炙手可热、得意洋洋：“因为害马又害起群来了，心
中高兴，不觉多食些。现时背后有国民政府，自己是有权有势，处置一些反动学生
，实在易如反掌，猫和耗子玩，终久是吞下去的。你可知其得意了。”
许广平这种心态，不可怕么？她开始仰仗权力，威压女学生。当年杨校长只有
教育部长章士钊支持，今天许广平有政府做靠山，对付一群毛丫头易如反掌，是猫
玩老鼠，早晚要一口吞下。她这付嘴脸，不正是鲁迅骂为“拟寡妇”式女人吗？
许广平与别的女教师不同，她曾经沧海，敢厮敢打，在北京见过大世面，与杨
校长们角斗历炼过，刚来两个月就大显身手，摇身一变而为“杨校长”，人这种动
物，多么难以反省自身，多么容易角色置换，权力腐蚀人，这么小小权力都会使读
过一点书、沾过一点新文化光的年轻女性得意忘形、有恃无恐。那种类似杨校长“
爪牙”口吻和自恃强权心态，自然不能见人，出版前均被许氏删去，“害群之马”
成为文明淑女。
许广平陷入荆棘中。她告诉鲁迅，被开除的女学生不服：“被革除的反动派”
“正在酝酿着罢课”云云。这似乎是去年北京女师大风潮的广州翻版。她承认学校
“发生事情”，校长被迫辞职，教员亦纷纷辞职，学校陷于瘫痪：“更兼反动学生
，因开除二人后，总百端设法罢课等事，与其由她们罢，何如由我们自己停，于是
校长打消候至本月卅再去之议，而即于十七早决然离校”。可见学生对校长势力的
反抗，已成全校烈火腾起之势，校长被驱逐，许广平是校长走卒，立即陷入势单力
孤境地。
十一月二十七日信，透露学校情况恶化、学生势力高涨。字里行间，不难读出
一年前杨校长被许广平们驱逐、有校归不得的惶惶心态。许说，女师学生驱逐校长
风潮愈发强大，无法抗拒，“届时如校长回，她们必拒绝，或有事发生，则我们当
乘机彻底整顿一下”，她打算本月离校。许广平不懂，权势与后台不过是冰山，党
见只是一隅之见，不能取代做人原则，善良、道德、文明和宽容才是为人之道。她
在广东女师身为教师却挑动女学生内斗、严厉打击学生，至此彻底失败。她从北京
女师大风潮中学来的内斗手段和浮躁习气终于尝到苦果。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鲁迅曾这样讲演：“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
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
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
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娜拉走后怎样》）可惜他自己和
许广平皆有这根性。这应当是百年中国何以步履艰难、徘徊在现代文明门槛的最值
深思的原因之一。
再来看看鲁迅。许广平对女学生采取那些手段和用心，他没有一句批评或劝导
，他们见识相同，都性格浮躁而思维浅薄，缺乏宽广的人类悲悯心，缺乏较深的思
考力，缺乏文化洞察力和责任感，都抱着到处捣乱、惹出麻烦就溜的心思（试想鲁
迅从北京到厦门、到广州、到上海、到内山家藏身）。鲁迅说他们之间结合有因，
可能这是其中之一。
看看鲁迅对待北京女师大风潮和对待广州女子师范学潮的不同态度，就知道中
国若干文人问题何在、中国走上现代文明之路何以艰难、中国思想文化进步有多么
艰难。他们貌似激进和反传统，实际在重复前人老路，思维和习性全是老一套，只
是嘴上多了新辞藻，不见人格品质的进步、道德文章的修炼和精神境界的提高。他
们的武器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循环惩罚观。那些口头上提倡进步、
批判旧物者本身就阻挡进步，这是一种极大的悖谬和反讽。
他们有勇气革别人命，无勇气自我革新，特别是灵魂的洗涤。他们心性深藏着
一个小暴君，没有思想上的宽容，没有人格上的大气度，热衷身边蜗角内斗、人事
纠纷，主张仇恨、杀伐、报复，教唆挑动，拨乱其间，唯恐天下不乱，陈腐文化就
这样在仇恨、诬陷和报复中循环，在人与人之间互相绞尽脑汁使用心机、相互迫害
中循环。
⊙ 语多矫饰、落井下石
《两地书》中许广平的信件，在出版前做了大量删改、修饰乃至整段重写，这
不是一般性质的润色或纠正错别字，而是煞费苦心的自我矫饰和伪造历史，例如，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许广平信，不要鲁迅寄钱来：“你不要以对三先
生方法对我”，指鲁给周建人寄钱，发表前改为“对少爷们的方法”，移花接木，
完全改变原信意思。
她这种矫饰之心，后来时有表现。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她致信郁达夫，装
穷作苦，生怕人们知道鲁迅丰厚的收入和优裕的生活，说他如何“清寒”：“周先
生的清寒，知友是相信的，外人仍多狐疑。前时报上登过他的日记，里面时常说到
看电影。读者就以为他的生活，相当优裕，能够常看电影，不似想象中的苦。”（
《鲁迅研究资料》第八集。）这种作态，与鲁迅所谓译书为糊口，是同一腔调。
对照许广平一九三九年十月发表的回忆文章津津乐道之言“老实说，他不但看
电影，而且每次的座位都是最高价的呢……看过的电影很多，有时甚至接连的去，
任何影院，不管远近，我们都到的，……因为汽车走得便捷，没有什么困难。”（
《欣慰的纪念》）这不仅把她致郁达夫信中关于周先生“清寒”的假惺惺言辞撕得
干干净净，而且为杨村人揭露的鲁迅“出则‘云飞汽车’，住则洋楼整座”之排场
，提供注脚（巴山《文坛三家》，一九三五年《星火》第四期，针对鲁迅《文坛三
户》而发，巴山即扬村人）。
许广平谈论鲁迅，语多虚假、掩饰，如她说鲁迅不去苏联，原因之一是没有能
力出旅费（《欣慰的纪念》第一二九页），事实恰恰相反，鲁迅拿得出旅费，亦在
书信中承认，自己出旅费不成问题。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编造鲁迅神话和批判知识分子运动中，许广平出过力
，跟着跑，为迎合当时兴起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她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发
表于《人民日报》的文字中，把鲁迅的改革国民坏根性说成“就是现在我们许多人
所进行的思想改造”（同上，第六四页）。
她也落井下石，说过不少谎言。一九四八年在东北，萧军创办和主持《文化报
》，他的文章受到共产党方面的猛烈政治批判，《文化报》仅仅一年半就被迫停刊
，他曾是晚年鲁迅的年轻密友，自然与许广平非常熟悉，许氏迎合对萧军的这种批
判，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批判在东北工作时期的萧军歪曲事实，
说他滥引鲁迅的话作护身符。
一九五四年文艺界批判冯雪峰、一九五五年文化界批判“胡风集团”，许广平
也写文卷入这些粗暴诬蔑式批判运动。这一年在回答记者问题，现代中国作家中谁
是鲁迅文学遗产和手稿的“最优秀的通人”，许广平说，到上海以后十年中，“以
冯雪峰比较可以算是他的通人。”（此文发表于一九四五年重庆，见《欣慰的纪念
》第十五页。）。一九四九年，她在北京师范大学纪念会上讲演，这样谈鲁迅和冯
雪峰的密切关系：“他对青年，不但是爱护他们，而且尊重他们，不但培养他们，
而且他以青年为师；在座的冯雪峰先生，就是那时候的青年，他们常常在半夜的时
候悄悄的敲门进来，谈革命文学，谈工作，谈出版。”（此文发表于同年十月十九
日《光明日报》）可是，当冯雪峰受到政治批判和清洗时，许广平却落井下石：“
冯雪峰却不止一次地劝鲁迅：‘不要使自己变小了’，意思是叫鲁迅不要去注意这
些他所认为是‘细小’的琐事，这是十分荒谬的。……照冯雪峰的说法，鲁迅那十
几本杂文就大可以不必写了？！”（《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出版
，第一四七页）
在批判胡风运动中，许广平也诬蔑胡风：“特别是反革命分子胡风以伪装的面
目混入了左联，并与鲁迅接近，企图从内部来进行破坏，这对我们是十分危险的。
回想起来，胡风匪徒挑拨离间，嘁嘁喳喳，逢甲说乙，逢乙说甲，又说人们骂他就
是打击鲁迅的威信，因此使鲁迅后来心情不快，和自己的战友之间有过一些误会，
这个教训是十分沉痛的。”“但对胡风这个狡黠的匪徒，却没有来得及抓住他的‘
真赃实据’，以致受了一些蒙蔽。”（《鲁迅回忆录》一九六一年版，第一四六页
。）
这里，许广平把鲁迅与左联一大批人的恶劣关系都归咎到胡风身上。胡风向鲁
迅传播左联人事方面消息，这是事实，但是鲁迅与左联人士交恶，听信挑拨，却是
鲁迅昏庸。许氏此话证实徐懋庸对鲁迅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胡风“性情之诈”、
鲁迅“助长着恶劣的倾向”、对身边人“没有细察”、偏听偏信等等）。
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期间，许广平继续撰文卷入对知识分子的大批斗
运动，诸如《毛泽东思想照耀着鲁迅》《不许周扬攻击和诬蔑鲁迅》《“我们的痈
疽，是他们的宝贝”》等文。此外，她笔下对鲁迅某些家事包括周作人夫妇及其与
鲁迅关系的叙述，亦不准确。
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显示一个人的心性行品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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