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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

艾伦·索卡尔

(此文发表在《大众语言》1996年第5~6月期合刊上。)

  用主观的兴趣和思想来代替事实和证据这种做法(只服从于
美国的政治运动)是我们时代最突出的和最有害的反理智主义的
表现。
            ──劳丹,《科学与相对主义》(1990)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为美国学术界中,某些范围内的人文科
学的知识的严格性标准明显地下降的趋势而深感不安。但我只是
一个物理学家:如果我不能够迎合这种冲动和分延
(“jouissance”和“diffrance”[1])也许反映出我的无能。

  因此,为了检验这种流行的智力标准,我决定尝试一个适度
(虽然明显是无法控制的)的实验:一个文化研究方面唱主角的
北美杂志──其编辑的队伍包括诸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与安德
鲁·罗斯这些知识界中的杰出大师──是否会发表这样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在文字上带有明显的胡说八道,然而(a)它听上去很
不错;(b)它迎合了编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不幸的是,答案是肯定的。“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
形式的解释学”发表在《社会文本》1996年的春夏季期中,它出
现在这一杂志以“科学大战”为标题的专刊中。

  这里发生了什么?难道编辑们真的不理解我的文章是一篇诈
文吗?

  在第一段中,我讥笑“一种后启蒙霸权长期强加在西方学术
界的教条:这种教条可以简单概括为存在着一个外部的世界,其
特性是独立于任何个体的人,甚至是独立于作为总体的人类存在;
这些性质是被隐藏在‘永恒的’物理定律之中;人们能通过(所
谓的)科学方法所规定的‘客观的’程序和认识论上的规范,来
获得对这些定律的可靠的屋然是不完备的和试探性的认识。”这
是在文化研究中不存在外部世界的教条吗?或存在外部世界,但
科学不能认识它?

  第二段中,在没有任何证据或论据的条件下,我断言“物理
‘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注意:这不是指我
们的有关物理实在的理论,而是实在自身。足够了:那些相信物
理学定律只是一些社会约定的人将会被邀请从我公寓(我住在21
楼)的窗户中跳出去来突破那些传统。

  整篇文章,我是用很少有科学家和数学家会认真对待的方式
来处理科学的和数学的概念。如我暗示“形态发生场”,一个由
鲁用特·谢尔德拉克发明的新时代(New Age)[2]的奇异思想,
构成了量子力学的一个边缘理论。这纯粹是─种捏造,就连谢尔
德拉克也没有这样断言。我断言拉康的心理分析的思索已经被量
子引力理论的目前工作所证实。就是非科学家的读者都会怀疑量
子力学能够处理心理分析;我的文章肯定没有给出支持这种联系
的任何合理的论据。

  在文章的后面,我把数学集合论中的等价公理与女性主义政
治学中的平等概念毫无根据地联系起来。事实上,等价公理论述
的是两个集合如果等价的,当且仅当这两个集合包含有同样的元
素。就是没有经过数学训练的读者也会怀疑等价公理反映出集合
论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源头”。

  总之,我有意识地写这篇文章,目的是让任何有能力的物理
学家和数学家(大学物理学或数学专业的学生)能够识别出这是
一个恶作剧。《社会文本》的编辑们在发表论量子物理学的文章
时,竟然没有向任何熟悉这一课题的人咨询,并为此还感到坦然。

  我的文章的最基本的愚弄之处不在于它那大量的错误,而在
于其中心论题的可疑性以及引证来支持它的“推理”。我声称量
子引力──在1厘米的1/10^24的尺度上的一个猜测性理论──有
着深刻的政治意义(当然是“进步”的)。为了证明这一不可靠
的命题,我引用了现在还有争议的海森堡与玻尔的哲学观点,断
言(并没有论据)量子物理学与“后现代认识论”存在着深刻的
一致性。其次,通过含糊的“非线性”、“流量”和“相互联通
性”等花言巧语,把德里达与广义相对论、拉康和拓扑学、伊里
伽莱和量子力学拼凑成一个大杂烩。最后,我一下子得出(再次
毫无根据地)“后现代科学”已经抛弃了客观实在性的观念的判
断。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思维的逻辑结果;人们只能发现权威的引
言、诙谐双关语、牵强附会的类比和毫无根据的大胆断言。

  在其结论中,我的结论是异常的惊人,由于抛弃了作为对科
学限制的一种实在,我继续(再次毫无依据地)提出,科学为了
具有“解放的意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计谋。我通过观察发现
“不对数学的标准进行一种深刻的改革,我们就不可能建立一种
具有解放意义的数学”,并以此来结束该文。我暗示“在模糊系
统理论的多维的和非线性的逻辑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种“具有
解放意义的数学”的迹象,“但这种方法仍然深深地带有其起源
时的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的痕迹”。我又增加说道:“突
变理论、由于其对连续与间断、变形与展开的辩证法的强调,将
毫无疑问地在未来的数学中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然而,在这
种方法成为一种进步的政治实践的具体工具以前,还有许多理论
上的研究要做。”使人们不能理解的是,《社会文本》的编辑们
不能够批判性地评价我的文章的技术内容(这正是他们应该向科
学家咨询的原因)。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是如何乐意接受我的
暗示,这种暗示说明在科学中对真理的追求必须服从一种政治上
的议程,结果使他们完全不在意这篇文章从头到尾的荒谬性。

  我为什么这样做?我的方法是讽刺人的,但我的动机却完全
是严肃的。我所关心的不仅是一些本质上是胡说或草率的思想,
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胡说和草率的思想的漫延,这种思想否认客
观实在的存在,或者说,承认客观实在的存在,但贬低它们在实
践上的相关性。应该来说,《社会文本》之类的杂志的确提出了
科学家不能忽视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社会团体和政府的基金是如
何影响到科学工作的。然而,不幸的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并没
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

  总之,我所关心的是在学术界与政治界广泛流行的主观主义
思潮。在学术界,这些学说的问题在于它们是错误的(即使不是
简单的无意义)。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其性质不仅仅是社会
的构造,这一世界还具有事实和证据。否则那些健全的人会讨论
什么?然而,许多当前的学术理论恰恰是由那些试图模糊这些明
显真理内容的构成──其最荒谬的部分是通过含糊和矫饰的语言,
把所有的存在都给抹杀掉了。

  《社会文本》接受我的文章,只能表明其理论,也即后现代
文学理论的自负走向了逻辑上的极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为
什么不费心去咨询一位物理学家。如果所有的都是叙事或“文
本”,那么真实世界就是多余的了;甚至物理学也变成了另一种
文化研究分支。更进一步说,如果所有的都是修饰或“语言游
戏”,那么内在的逻辑相容性也是多余的了。一种被人们早已抛
弃的理论诡辩也同样能够充当理论的功能。不可理解性变成了理
论的一个优点;隐晦、比喻或双关语已经代替了证据和逻辑。我
自己的文章,如果有所不同的话,也只能代表这种公认的风格的
一种极普遍的表现。

  在政治上,我感到气愤的是几乎(不是全部)所有这种愚蠢
的做法是从那些自称为左派的人士的口中说出的。我们已经证明
了这一深刻的历史转变。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学界左派一直和科
学联盟,反对蒙昧主义。我们都相信理性思想和对客观实在(自
然和社会中)的无畏的分析,一直是反对由强权所倡导的神秘主
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当前许多“进步的”和“左派的”学界
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正在朝向某种形式的认识论相对主义,背
叛了这一有价值的遗产。对进步的社会批评来说,这一转变破坏
了其本身就是很脆弱的方面。“实在的社会构造”的理论化并不
能帮助我们发现一种有效的治疗爱滋病的方法或设计防止全球变
暖的方案。如果我们否认真理与错误,我们就不能与历史学、社
会学、经济学或政治中的错误作斗争。

  我这一小小的实验至少证明了某些时髦的美国学界左派正在
变为思想上的懒汉。《社会文本》编辑喜欢我的文章,是因为他
们喜欢我的结论:“后现代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论,为进步的政治
纲领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上的支持。”他们明显地感觉到没有必
要分析证据的性质、论据的力量或支持假设的结论的论据的可靠
性。

  当然,我并不会忘记我这一相当异常手法所做的实验中而引
起的伦理问题。学术团体主要是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来运行的:
欺骗破坏了信任。但重要的是要理解我做了什么。我的文章是一
篇完全建立在大家都能获得材料的基础上的,所有这些材料,我
都做了小心翼翼的注释。列举的所有著作都是真实的,所有的引
语都是严格精确的,没有一个是我的杜撰。当然,我并不相信我
自己在这篇文章中所作的论证。但这又有什么关系?作为学者的
编辑的责任是判断出思想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而不必涉及到这些
思想的出入处(那就是为什么许多学术杂志在实践中缺乏判断
力)。如果《社会文本》的编辑们发现我的论证具有说服力,那
么为什么他们将会感到不安?难道只是因为我没有,或者说他们
比他们承认的那样更为崇拜所谓的“技术科学的文化权威”?

  最后,我为一个简单的实用的原因写下了这篇诈文。至今为
此,我批评的对象一直是一种自我感到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学术界
的亚文化(subculture),这种亚文化的特征是无视来源于其外
部的合理的批评。因此,这种亚文化的知识标准就需要一种更为
直接的检验。但人们怎样能够表明皇帝没有穿衣服呢?至今为此,
最好的武器就是讽刺:批评那些最顽固的对象就是让他们自己打
自己的耳光。我为《社会文本》的编辑们提供了一个检验他们的
知识标准的机会。他们经受住了这种考验吗?我认为没有。

  我这样说,并不是感到高兴,而是感到悲伤。毕竟,我也是
一个左派(我曾在桑地诺政府下的尼加拉瓜大学教授数学)。在
许多实际的政治问题上,包括有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我与《社
会文本》的编辑们站在同一立场上。但我之所以是左派,是因为
事实和逻辑,而不是这一名称。为什么右派被允许统治知识界的
基础呢?

  为什么放纵的胡说──无论其声称的政治倾向如何──被赞
美到知识功绩的高度?

注 释:

  [1]作者在这里引用了‘jouissance”和“diffrancee”
这两个法文单词,以表明这种趋势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jouissance”是拉康常用的一个词,它意指高兴和愉快,包括
性的冲动。“diffrance”是德里达创造的一个词,指着差别
(difference)和延缓(delay)的结合,这是一个十分含糊的
词。──译者注

  「2」New Age是美国60年代后日益流行的一个词,代表一个
唯灵论的大杂烩,包括占星术、“沟通”(与死人对话)和各种
各样的治病巫术,它对亚洲和土著美洲的宗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译者注

(蔡仲 译)

节选自《“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 
索卡尔、德里达、罗蒂 等著
蔡仲、邢冬梅 等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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