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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中的教授们 
 
饶良伦  
摘自《烽火文心》饶良伦等著 


  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教育事业遭到空前打击。天津南开大学被日
寇夷为废墟。北平高校大多南迁,数万师生流亡后方。不少学校校园沦为日寇兵
营,北京大学文学院所在地——沙滩红楼也长期被日本宪兵队霸占。只有燕京大
学、辅仁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以其特殊身份,尚在凄风苦雨中抗争,在华北沦
陷区时时发出抗日的声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略者立即对华北爱国师生进行
了镇压。面对残酷迫害,陆志韦、张东荪、邓之诚、洪煨莲、赵紫宸、蓝公武等
大教授所表现出的高尚气节,至今犹令人肃然起敬。 

危难与共的燕大教授群 

  燕京大学是一所著名的美国教会学校。抗战初期,因美国持“中立”态度,
所以北平沦陷后燕大得以继续存在。校长司徒雷登和不少美国教授都同情和支持
中国的抗日,司徒明确指示该校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协助学生脱离沦陷区:凡自
愿离开沦陷区的,无论去大后方还是解放区,由他们自己决定;经济困难的,可
由学校给予资助。因此,无论在沦陷区还是大后方燕大都享有很高声誉。 

  日本宪兵队对燕京大学十分仇视,他们派出大批特务侦探校内的抗日活动。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爆发的当天清晨,日军就封闭了燕京大学,强行遣
散学生,占用该校校舍。日本宪兵队还以“抗日”罪名逮捕教授及行政人员16人
入狱,其中包括陆志韦、赵紫宸、张东荪、邓之诚、洪煨莲等国内外知名学者。
美籍校长司徒雷登也遭关押。日一宪兵公开扬言,他们要将“四五年来未算之
账”,乘机作一总决算。 

  燕大被捕教授起初被关押在沙滩红楼日本宪兵队的拘留所内,后被转押于陆
军监狱,前后长达半年多。宪兵队是个地地道道的鬼门关。历史学家邓之诚记述
他亲身见闻说:“宪兵队审讯时,无不用刑求者,有扑责,有批颊,有拶指,有
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者至浴室中强饮满腹,以足蹈腹,水从耳鼻口中激
射而出,最为惨苦,往往有致死者。闻尚有重刑逾于灌水者,又闻有电机磨人,
毫发齿骨、血肉肌肤皆成液质,实惨不忍闻。宪兵队用刑,分队尤严,往往夜间
被刑者哀呼凄厉,使人心胆俱碎。”燕大被捕教授因为在国内外都很著名,日本
宪兵队慑于影响没有对他们用刑。但他们在被囚期间依然备受虐待凌辱。 

  囚室内“地上藉一苇席,分南北两列,昼则面壁而坐,夜则抵足而眠,人给
线毡两具”。当时值隆冬时节,天气酷寒,而“室无炉火”,人人“冻极而僵”。
每日两餐,每餐人给“窝头二,汤菜一,茶一”。不仅根本吃不饱,而且“残羹
冷饭,食后腹痛,非便秘即泻泄”。由于狱中营养和卫生条件太差,又缺医少药,
以致“狱中传染斑疹、伤寒颇剧,西监死者数十人”。燕大教授们也大多病倒,
虽幸而未死,个个骨瘦如柴,几无人状。更令教授们无法忍受的,是日本宪兵和
看守兵对他们的任意凌辱。宗教学家赵紫宸“两次乘囚车赴军司令部受审,加手
铐系白绳,车过大街稍一瞩目立为押解兵以刀背击其首”。哲学家张东荪“苦饥
特甚,向日本籍翻译请求,备受揶揄,谓知此是坐监否,还要吃饱?”一次他与
邓之诚谈话,被看守兵发现,受到申叱,“另一兵携桶水至,呼张君至门窦前,
兵忽从窦中倾水泼张君,衣袂尽湿”,“被褥悉沾濡矣”。还有一次,“看守兵
误以张君偶语,怒持其铺被去”,“逾三日始还之”。 

  幸得难友互助,“始免寒冻”。“张东荪不堪凌辱,曾自杀以示抗议。幸亏
难友营救及时,得以不死”。 

  在狱中,燕大的教授们虽然受尽折磨与威胁,但他们个个大义凛然,没有泄
露机密,没有向敌人乞怜,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受审前,
收到他的老师——史学家洪煨莲写的秘密纸条:在过堂时,日宪“先侦察思想,
后侦察行为。务要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学生西游之事,似无所闻”。由于统一
了口径和对策,敌人一直不知道燕大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曾多次输送学生至解放
区的事。 

  燕大被捕教授们过去很少往来,可是狱中的难友生活,却使大家“肺腑相
倾”,情同手足。侯仁之是被捕人中最年轻的,他在狱中尽力帮助所有年长的同
事,做他一切可能做的事。语言学家陆志韦患了痢疾,躺在地上动弹不了,侯仁
之多次向狱卒要手纸,仍不济事,于是干脆把穿破的内衣撕成布片,为他擦拭。
邓之诚是其中年龄最大的,当时他已年过半百,而且体弱多病,家境清贫。他当
时能够闯过鬼门关,全靠难友帮助。邓之诚后来回忆说:“十一人既同在一室,
解衣推食,体恤备至,予所着袜破,张(东荪)、陆(志韦)二君立解其袜相畀。
予病甚,日咯痰数升,就医求得药饼二,无水,强咽之,胸膈间忽痛楚欲死,洪
君(煨莲)立为予至诚祈祷,陆君为折叠纸盒盛所咯痰。侯君(仁之),予门人
也,服事尤谨。”他又说:“予自被执以来,恒坚忍从不攒眉,亦不作乞怜语,
惟2月17日之夕,微闻洪君低声谓侯君曰,如明日赴审,须向问官力陈邓先生家
贫体弱,且无罪状,为之解免,予几至堕泪。” 

  由于燕大教授群团结一致,日本宪兵队始终未获有力证据。1942年6月1日,
日本军事法庭宣布张东荪、蔡一谔、陆志韦、赵紫宸、林嘉通、侯仁之、陈其田
分别处徒刑一年至一年半,其余无罪开释。 

轰动华北的大逮捕案 

  辅仁大学也是外国教会办的,原由美国本笃会主持,后由德国圣言会接管。
由于日、德同为法西斯轴心国成员,因此北平沦陷后,辅仁大学得以继续开办,
一直到抗战胜利。 

  辅仁大学校长是著名史学家和教育家陈桓。在他主持下,师生的抗日活动相
当活跃。1938年,该校文学院院长沈兼士、教育学院院长张怀、秘书长英千里等,
借研究明末忠贞爱国的学者顾炎武的学说为名,秘密组织“炎社”,从事抗日宣
传活动。1939年,“炎社”逐步发展,遂正式成立了以辅仁大学师生为中心的地
下抗日组织“华北文教协会”。 

  “华北文教协会”秘密受国民党教育部领导,沈兼士为主任,张怀为书记长,
委员除辅仁大学师生外,还有外校教师。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一是替留平的文
化教育界人士谋工作维持生活,使他们不做汉奸;二是输送学生到国统区;三是
对学生进行爱国思想教育。 

  文教协会的抗日活动引起了日本宪兵队的注意。他们不仅加强对辅仁大学师
生的监视,而且派遣特务乔装学生潜入辅仁大学,刺探内情。1942年12月,日本
宪兵根据特务密告逮捕了英千里,但因证据不足,不得不于三个月后予以释放。
沈兼士见已被列入日宪兵队黑名单,便南下去了大后方,由张怀代理文教协会主
任,继续领导华北教育界的抗日活动。 

  1944年3月,日本宪兵队再次逮捕了英千里,并从他家中抄出了华北文教协
会的主要工作人员名单。于是按图索骥,对华北教育界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逮捕。
仅辅仁大学被捕的师生即达三十余人,其中包括该校的秘书长、两个学院院长及
七个系的教授、讲师和助教,当时辅大几乎塌了半边天。此外,校外文教协会骨
干被捕的也有十多人。这一案件轰动了华北教育界。 

  所有被捕人员全都受到非人待遇。被捕学生孙金铭回忆说:“我们在宪兵队
羁押了四个多月,没有换过衣服,没有理过发,没洗过手脸,更谈不到洗澡了。
衣服长期不换,满身都是虱子,到处都是被抓伤的血痕、伤疤。每天吃的是砖头
般硬的红高粱面凉窝头(偶尔给一小块咸菜),吃后拉不出大便。我们当时的办
法是:咬一口窝头,在嘴里咀嚼成粥状,再慢慢咽下。这样大便时,还同上刑一
样,很难排泄出,并经常便血。我们喝的是用擦地板的水桶装的凉水。我们长时
间被关押在阴暗的牢房里,最难得也是最宝贵的东西,就是阳光、空气和凉水。” 

  不少被捕者还受到严刑逼供。孙金铭回忆说:“日本宪兵队审讯被押人员,
除少数在白天,多数都在夜间十一二点钟以后进行。每晚午夜后都可听到人们惨
遭酷刑的呼叫声。” 

  文教协会的成员被宪兵队审讯了四个多月后,才转押于日寇华北军部监狱。
后由日本军事法庭宣判了27人的徒刑,文教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张怀、英千里、董
洗凡被判处15年徒刑,其余的人被分别判处2至7年徒刑不等。 

蓝公武七进宪兵队 

  私立中国大学曾坚持独立办学达八年之久,它与辅仁大学一样,在一段时间
内未受日伪控制。校内爱国师生云集,抗日活动也很活跃。日本宪兵队当然不会
放过它,经常寻机逮捕中大师生。尤其是蓝公武教授,曾七进日本宪兵队,但始
终坚贞不屈,赢得全校师生一致敬仰。 

  蓝公武(1887-1957)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辛亥革命后成为研究系
的一员大将,时人将他和张君劢、黄远庸合称为梁启超门下的“三少年”。“九
一八”事变后,他逐渐向共产党靠拢,走上进步道路。抗战爆发后,他因家庭人
口太多,无法南下,只好留在中国大学教书。 

  在沦陷时期,蓝公武与中共地下党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个由地下组织领导的
读书会就以他家为活动据点。许多青年学生在这里同地下党取得联系,进入解放
区参加抗战。蓝公武还在课堂上公开宣传抗日,大讲世界形势,大讲日本必败、
中国必胜的道理。他的讲课,极受学生欢迎,不仅本系学生不缺课,外系和外校
不少学生也来听课。为此日本宪兵队逮捕了他。审讯时,问他为什么反日,他理
直气壮地回答:“你们日本人侵略我的祖国,占领我国土地,欺凌中国人民,我
当然反对你们。”由于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日本也有很高知名度,宪兵们
又抓不着真凭实据,因此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平安出狱。 

  蓝公武每次出狱都不改初衷,继续从事抗日宣传。他多次对学生讲:“进了
宪兵队,千万不要屈服,要和他们进行斗争。”他又说:“我会说日本话,但在
外边我就是不说。只有在敌人宪兵队里,我用日本话向他们讲日本必败。敌人劝
我不要讲,我问他们:‘你们日本人爱日本不爱?既然许你们日本人爱日本,就
许我中国人爱中国!我要讲下去。’敌人对我没办法。” 

  中国大学的蔡亮澄教授在课堂上也经常向学生讲述“老街坊”(指日本)侵
略中国的历史,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一次他在课堂上说:“甲午战争、九一八
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上海事件,这都是国耻。你们是大学生,中国的大学生
太少了!你们一定要有雪国耻、赴国难的志气,不然就不配做一个大学生。”第
二天,蔡教授就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过了十多天,蔡教授又来上课,学生问他
这些天哪里去了,他幽默地说:“老街坊请客。以后我只有上课讲书,少说闲
话。”但在讲课过程中,他忍不住又大讲特讲:“大学生要有雪国耻的志气,一
定要救中国。”学生说:“您不是不讲了吗?”蔡回答说:“我是中国人,不说
我良心上过不去。请客就请客,没什么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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