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晚年
陆键东
写下这个题目后内心踌躇了很久。
这是一个很诱人但也难度不小的话题。首先就面临着“学
者”与“晚年”两个概念的界定。“学者”的本义，含有求学
之人、治学之人及学有所长者等诸义。从“活到老，学到老”
而言，求学与治学两义相通不悖。学有所长者似可专指在学术
上有相当造诣的专门人才。
对“晚年”的理解则要复杂多了。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曾作过这样一段广为人知的人生论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第二
》）。孔子是夫子自道，寥寥数语已概括了自己坎坷的一生。
此语经历代的注经者笺释仍留下了不少可议之处：“而立”、
“不惑”、“知天命”诸句，显得实在可感；“耳顺”、“从
心所欲、不逾矩”等却有点玄虚了。孔子大半生颠沛流离，处
处碰壁，到六十多岁才决志归隐于鲁，继续设帐授业，传授圣
贤之道，按孔子一生的政治主张与修身立行的追求，“知天命”
应该是孔子眼中最高的人生境界。五十而能知天命，孔子画出
了一个学者（或者也可以说是士人）在某一个生命阶段中应该
达到一种至境的界线，人生的无奈则在于，无论是精勤者还是
早慧者，要领略此至境，不付出大半生的时间大概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古人与今人生存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划分人生阶
段的差异。最显著的例子是，唐人韩愈曾在多篇文章中分别描
述过自己青中年时期的精神面貌，比如有这样一段文字：“吾
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
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祭十二郎文
》）韩愈死于长庆四年，终年五十六岁，用今天的标准衡量，
算是英年早逝，但细究韩愈的一生，韩氏年过四十便生垂暮之
感，并非是文人的伎俩。按韩愈自述，其人生少孤且多病，“
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上宰相
书》）。若以今人的眼光看，韩愈所处的中唐在经历过八年的
“安史之乱”后已进入衰败的时期，其实从韩愈及其同时代文
人的大量诗文去分析，此时期士人的人生追求、心理特质仍承
袭着“盛唐气象”的余荫，故韩愈二十岁不到就走上了欲以科
举博取功名的道路，沉浮经年，便有“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
选于吏部卒无成”之自怜。在同侪流辈中，韩愈的命运已算顺
利，只是在早存“我年十八九，壮志起胸中”、“念昔始读书，
志欲干霸王”（《岳阳楼别窦司直》）大志的韩愈眼中，这样
的遭际自然是甚可叹息的。所以在贞元十八年左右，年仅三十
五岁的韩愈已写下了《送孟东野序》、《与崔群书》等奇气横
溢、却已有浓郁沧桑感的雄文，不妨摘其要者引录如下。
《与崔群书》云：
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
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
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
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
者或至眉寿……仆无以自全活者，从
一官于此，转困穷甚，思自放于伊颖
之上，当亦终得之。近者尤衰惫，…
…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须
亦有一茎两茎白者。仆家不幸，诸父
诸兄皆康强早世，如仆者又可以图于
久长哉？
《送孟东野序》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
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
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
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
……
韩愈是个早慧者兼早悟者，在而立之年已对历史、文化与
人生有着相当深刻的把握及大气的阐述，“物不得其平则鸣”，
“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等思想的喷涌，
已远不是“一个青年士人对生命的体验”这种论述所能涵概。
三十五岁的韩愈，生平的功名虽尚未建立，然能传诸后世的功
业——“文起八代之衰”——已经建起了框架。十年后，韩愈
作《进学解》，对自己的大半生作了一次总结式的回顾。韩愈
不可能预知十二年后生命将完结，所以《进学解》实际上是韩
愈一生的写照。更因它写于韩愈四十五岁这样的年龄，完全有
理由认为，只活了五十六岁的韩愈，同样有一个严格意义的“
晚年”。韩愈在《进学解》中用设问的手法尽情抒发云：
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
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
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
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
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羝
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
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
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
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沈
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
书满家……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
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
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
于为人，可谓成矣。
《进学解》从容不迫，恣意挥洒，除了体现韩愈一向雄健、
浑厚的文风外，更有一种吞吐古今的气势。而在同一文中韩愈
所论“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
之不公”，比起十年前“不平则鸣”的热切呐喊，人生自是另
有一种升华。四十五岁的韩愈已步入“知天命”的境地。可惜
韩愈的心曲并未为后人所解。《旧唐书》本传在全文引录《进
学解》后紧接着这样叙述：“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
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在史臣的笔下，《进学解》成为韩
愈求仕的敲门砖！
在“学者的晚年”这个特定的范畴内，韩愈的晚年遭遇不
能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已隐约为我们透露了“学者的晚年”
一些应有的特征：一生学问文章未尝一日弃废；耻与世沉浮，
为人为学独自树立……
至此，我们可以转入正题了。
一
可以说，“学者的晚年”其历史的内容与文化的内容，要
大于人生寿命几何的含义，这正是它最值得探讨的地方。正如
当代一位作家曾对命运作过这样精辟的概括一样——人生紧要
处其实就只有几步，同样，历史的关键之处也只有那么几个重
要的阶段。尽管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丰厚无比，此中的杰出人
物如恒河沙数，但要寻找一个具有“完整的一生”──毫无疑
问，“晚年”这一阶段在这“完整的一生”中显得是多么的重
要——的典范，又是多么的不容易。从这个角度看，三百多年
前的一位杰出者，历数百年的风雨，仍能以其鲜活、独特的形
象，进入今人的文化视角，历史的确不余欺！
他，就是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
谈论“学者的晚年”，千年间也许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
中国历史的变局，总带来文化的变局，顾炎武不幸生于明末板
荡的时代，他的一生是极孤寂、痛苦的一生；而对于后人来说，
活在乱世，先后经历过明万历、天启、崇祯，及清顺治、康熙
五朝的顾炎武，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提供的是一种文化精神薪尽
火传、不屈前行、昭于天地的范本。顾炎武生前绝不同流，死
后亦有违时势，无论生前身后，顾氏留下的都是孤独的身影，
直到今天回眸，在明末清初风云激荡的浴血场上，在形形式式
的文人武将、举子学人、隐士逸民的群像中，顾炎武支撑着的
天空，依然是一片很独特的天空。一如在幽暗的舞台上，突然
有一束亮光照出了幽深处一个孤零零的塑像，烟雾一直缠绕，
人像一直看得不清……
顾炎武生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初名继绅，后
名绛，清兵攻陷南京后即改名为炎武（字宁人），以后学者又
以亭林先生称之。明末天崩地裂的剧变，似是为一代文化大师
的诞生准备了了个必不可少的历史环境。暮年时顾亭林曾这样
追忆明末的动荡对幼年的影响：
“自臣母授臣《大学》之年，而东方兵起，白
气亘天。明年三月，覆军杀将。及臣读《周易》
为天启之初元，而辽阳陷，奢崇明、安邦彦并
反。其明年，广宁陷，山东白莲教妖民作乱。
一日，臣祖指庭中草根谓臣曰：‘尔他日得食
此幸矣！’”（《三朝纪事阙文序》）
顾氏陈述式的语句似不带感情色彩，然其逼迫的语势已含
无尽的悲哀。顾亭林人生的起步与传统士子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一样是幼读诗书，不过，被亭林自己称为“隐君子”的祖父顾
绍芾，给予了他至深的影响。这位最终耕读自守、归老田园的
老人，将一生的抱负都倾移到爱孙的身上。身处乱世，顾绍芾
极有意识地命幼年的顾亭林进读古兵家诸书及《左传》、《战
国策》、《史记》等典籍；稍长，更诲之曰：“士当求实学，
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
同上）。若要简单地陈述顾亭林一生的行状与治学的轨迹，大
可以借用一话统摄之，顾绍芾死于崇祯十四年，对于一个长忧
国事的明朝臣民来说，可算是有始有终，三年后明朝大好江山
已易姓。也许因为这样，在顾亭林后半生那些极为孤愤的诗文
中，谈论顾绍芾悲情一生的地方并不多。即使如此，顾亭林还
是在不经意中为后人理解其祖父对于他一生的意义留下了一些
重要的线索。顾亭林曾在一篇专门谈论“修史之难”的文章中
这样说到他对明朝史述熟习的源流，“吾自少时，先王父朝夕
与一二执友谈论，趋庭拱听，颇识根源”（《与公肃甥书》）。
在《三朝纪事阙文序》中亦云，“臣祖生于饶州官舍，随臣曾
祖之官广西、山东、南京，一切典故悉谙，而当日门户与攻门
户之人，两党之魁皆与之游。……具晓其中曲折，亦时时为臣
言一二”。这是在文化长河中一种十分亲切的历史场面。二千
年前司马迁在述其一生行状的《太史公自序》中曾饱含伤痛之
情叙述云：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
公（司马谈）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
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子
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
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
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
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
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
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
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谈带着遗恨托付了他认为可流芳百世的后事；司马谈
也将一生的所见所闻、一生积蓄于腹中的历代掌故、轶史尽付
与爱子司马迁。这种场面古今都十分相似，在历代一些文化巨
匠的人生中，都先后出现过。近人陈寅恪在暮年追思家世旧事
时，便有这样的回忆，“清代季年，士大夫实有清流浊流之分。
寅恪本人或以世交之谊，或以姻娅之亲，于此清浊两党，皆有
关联，故能通知两党之情状并其所以分合错综之原委……偶以
机缘，得接其丰采，聆其言论，默而识之……”《寒柳堂记梦
未定稿》）。“颇识根源”、“默而识之”及“请悉论先人所
次旧闻”，这岂止是普通的家学私授相传，它更多地体现为一
种文化源流的续承。很难想象，若没有司马谈、顾绍芾，会有
文化意义的司马迁、顾亭林！同样，这也是令人无限向往的一
种人生场面。今天，能“趋庭拱听”、“聆其言论”的小子也
许还不难寻觅，只是能道“古今之流变，成一家之言”的长者
却稀矣。许多时候，今之视昔，总会留下长长的叹息。
对学术与历史“颇识根源”的顾亭林，在三十岁前后，已
打下了很好的基业。此刻，他所欠缺的，仅是人生的磨砺。十
分残酷的是，这竟是国破家亡的磨砺。顾亭林以他后半生的经
历向后世者昭示，学业与思想，只有与人生的经历紧紧相连，
才会碰撞出璀璨的异彩。一个不容人选择的时代降临了。生命
的堕落与沉销，抗争与升华，在顷刻间决定！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陷北京，
明朝倾覆；未几清兵入关。这就是晚明史上极之沉痛的“甲申
巨变”。该年同为大清顺治元年。该年顾亭林三十二岁。
明末的世变，并非突然出现在朝夕间。不幸生于晚明的士
人，从他们降生之日起，便在风雨飘摇的末世一点一点地感受
着极不安与极忧患的人生。当天翻地覆的一刹那来临时，大部
分的士人极自然地走上了反抗异族南侵的生死路。这是在中国
历代江山更替过程中一个很特别的历史现象。三十来岁的顾亭
林，第一次显示了生命中的热血与激情。数年间他先后参与了
南明政权、地方义兵等组织的抗清活动，江浙一带的重镇都先
后留下了他的足迹。博览群书的书生，在此惨痛的裂变中亲身
体验着“经世致用”实学的真谛。在这段时期，顾亭林留给中
国文化的，是他用血和泪写下的一批雄浑悲壮的爱国诗篇。顾
氏的这一批诗歌，无论气象、意境及所抒发的历史盛衰兴亡之
感，都直逼唐人之风。这批诗歌表明，此时的顾亭林已完成了
一个卓越的知识分子所必须经历的人生历程与心路历程，以后
的提升则是直奔“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的境界了。指出
这一点很重要：历代众多优秀的士人在家国危亡的考验下，或
以九死一生的遭遇，或以鲜血、生命的付出，在历史中铸下的
是长留人间的浩然正气和爱国情操；人生有此追求或许还不太
困难，而在此基础上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特质、带来新的启示
者，综观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有这样的经历并有这样贡献
的佼佼者，可算是凤毛鳞角。顾亭林正是这样的人。
这段历史值得开拓的地方其实尚有很多。在酷烈的抗争中，
顾亭林数次侥幸逃避了死亡。他身边或周围的许多江南才子却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些人的才华并不逊于顾亭林。典型者便
有东南俊杰陈子龙。顺治四年，松江名士陈子龙欲结太湖兵以
举事，不料事泄被擒，同谋者俱被杀，陈“乘间投水死”。陈
子龙的才华在顾亭林的挽诗中获得这样的评价：“陈君晁贾才，
文采华王国；早读兵家流，千古在胸臆”；“呜呼君盛年，海
内半相识”（《哭陈太仆子龙》）。在这段刀光血影的岁月里，
多少有晁错、贾谊之才的士人永远消失，而顾亭林这类极之少
数的旷世大才艰难地留了下来。这里面似乎有很多偶然因素，
但今天审视这段历史，总觉得文化的选择一直有着难以解释的
“天意”。薪火相传，文化神州袭一身；天，同样拣选着堪可
承受大任者。
顾亭林活了下来。顾亭林将如何生存？这是一个两难的时
代。只有区区十余万精兵入关的清廷，要比历代异族入主中原
者高明得多，一方面毫不手软地推行铁血政策，另一方面又百
般柔怀在明朝社会组织中起着相当重要作用的士人阶层。“进
亦忧，退亦忧”，今天已很难精确地探寻明末知识分子那种生
亦两难、死亦不易的矛盾心境。活着，进仕根本不可能；而隐
逸又与一生的匡世之志有着极大的冲突。两难的顾亭林，必须
要找到生存下去的信仰，这点也正是他与其他明遗民一个重要
的区别点。顺治二年七月，清兵占昆山、陷常熟，正居常熟语
濂泾避世的顾母王氏，闻讯“遂不食，绝粒者十有五日”，饮
恨而亡。两年后，也即顺治四年，顾亭林归葬其母，作《先妣
王硕人行状》一文，文中披露了王氏临终遗言：“我虽妇人，
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
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这一细节很重要，顾母
临终遗言是否说得这样工整周详可不深论，重要的是顾亭林借
这几句话在显志。顾亭林找到了后半生安身立命之所在：既不
可为异国臣子，又不能忘先祖遗训。生命的两难选择终于获得
了一个坚实的支点，以后顾亭林便有这样惊世骇俗的议论：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
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
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
天下，是至于所谓杨、墨之言，至于
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
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
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知录》“正始”条）
这就是在近世一百多年间一直激励着无数中国人的一句话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初出处。顾亭林表面上看是论述
历史（曹魏正始年间），实质是影射现实。顾亭林的《日知录》
写作、修改达三十多年，其“正始条”最后定型于明朝覆亡之
后实无疑。“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不仅使顾亭林超越
了一般意义的明遗民与孤臣孽子的历史身份，在此裂变的时代
对人生与历史有了全新的看法，它还决定了顾亭林后半生的学
业与操守。保国，肉食者谋之，顾亭林将批判的锋芒直指直接
导致明政权灭亡的官吏集团；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耳矣”，顾亭林道出的是这样一种“兴亡观”：所谓“仁义充
塞”中的“仁义”者，实指一种文化、一种伦理道德风习，它
涉及到每一个士人及每一个子民（尤其是前者）。保此“仁义
”，也就是保天下。至此，顾亭林“无为异国臣子，无忘先祖
遗训”的后半生便有了一个很充实的指导思想。三十多年后，
政局大体已稳的清廷以纂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征举海内名
士，被荐呼声甚高的顾亭林，以其母“遗命炎武读书隐居，无
仕二姓，迄今三十五年，每一念及，不知涕之沾襟也”（《与
史馆诸君书》）这个唯一的理由断然拒绝出仕。顾亭林暮年之
际重提旧事，而且凛然气直，这绝非巧合，可知顾亭林一直以
“母遗命”作护身符，得以在险恶的数十年间保持独立自由的
人格。而顾母王氏之节操，事关“千秋之风教矣”（同上），
也即事关“保天下者”。
这就是顾亭林得以生存、并将完成一生伟业的基础。
风霜催人老。三十来岁的顾亭林已愀然有老气。《海上·
其一》诗云：“日入空山海气侵，秋光千里自登临。十年天地
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水涌神山来白鹤，云浮真阙见黄金。
此中何处无人世，只恐难酬烈士心。”《桃花溪歌赠陈处士梅》
也有句云：“桑田沧海几回更，只今尚有遗民老。语罢长谣更
浮白，七十年来似畴昔”。至于其他诗篇中“伤心千里目，愁
绝百年中”；“有人宗国泪，何地洒孤忠”；“一身去国无所
泊，类此鸿雁三秋祖”等等诸句透现的沧凉意，在此时期的诗
作中随处可见。顾诗追慕杜诗是可以肯定的，在人生的年龄上
顾亭林却比杜甫更早体味世纪裂变。所以顾诗不是“老”在字
句的提炼上，而是老在心灵上。
在三、四十岁之际，人生前后两个阶段的一条界线就这样
划出了。
二
一个学者的晚年就这样开始了。
确定顾亭林的晚年时期是有轨迹可依的。顾亭林成名早，
据其自述，“甲申巨变”之前，顾氏已有十年的文名。明朝倾
覆，顾亭林才三十岁出头，从清顺治元年算起，十余年间顾亭
林的青中年时代是在不尽长泪洒的国难家仇中度过，此中的悲
哀不足为人道。“念二年以来，父昆弟之死焉者，姻戚朋友之
死焉者，长于我而死焉者，少于我而死焉者，不可胜数也”（
《先妣王硕人行状》）。生死虽只一瞬，而眼中的人生早已苍
然老矣。“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
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钞书自序》）。一段从未
有过的沉重人生开始了。它以“开拓万古之心胸”为标志，开
始了一段“独往之踪”的生命历程。
这就是顾亭林晚年的意义。
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以受同里劣绅煎迫为触发
点，四十五岁的顾亭林决意离开四十余年哺育他、滋润他的吴
中故土，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北国游历生涯。关于顾氏后半
生的这段经历，数百年间众说纷纭，近人一般认为顾氏北游实
为察四方江山形制，以待天下有变。今天细细考察，与其说顾
亭林北上主要有意从事政治活动，倒不如说顾亭林浩然有志开
始了一段新的文化旅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后
悔其向者立言之非”，这是一种新的人生顿悟，也是一种崭新
的文化视角。在顾亭林二十余年的“晚年”，大概每至十年为
一期，每一时期顾氏都有相类似的新感受。在四十五岁离开江
南一隅的前夕，顾氏平生挚友、也是吴中高士的归庄，作序为
顾亭林送行。序中有语云：
宁人之学有本，而树立有素，使
穷年读书山中，天下谁复知宁人者？
今且登陟名山大川，历聘列国，以广
其志，而大其声施。焉知今日困扼非
宁人行道于天下之发轫乎？
归庄知亭林极深！他已经预言了顾亭林的后半生，也预言
了顾亭林晚年“历聘列国”的深沉的文化意义。
这是一段十分罕见、漫长、孤寂，却也最见精神的文化旅
程。
在二十余年间，顾亭林往返于山东、北京、山西、河南、
陕西也即昔人所说的关外、关内及关中等地，足迹几遍及北国
的名山巨川。按顾亭林的说法，他已“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
四”（《与戴耘野》）。顾亭林晚年的游历，在其生前不少事
迹已呈扑朔迷离之象，在身后更因其书稿多有佚散而留下了许
多谜，但游历之艰辛仍在其传世之遗稿中能窥一二。《答人书
》有语云：
出游一纪（按：一纪为十二年），
一生气骨幸未至潦倒随人。而物情日浇，
世路弥窄，追想与吾兄语濂读书之时，
真是武陵洞口，不可复寻矣！丁酉之秋，
启涂淮北，正值淫雨沂沐，下流并为巨
浸。跣行二百七千里，始得干土，两足
为肿。寄食三齐，明年客北平，又明年
客上谷。一身孤行，并无仆从；穷边二
载，藜藿为飧。
这种“跣行二百七十里，始得干土，两足为肿；穷边二载，
藜藿为飧”的人生历程，需要付出的是多大的毅力？顾亭林并
不是一个文人，他大半生对治学几近苛刻的要求，使他没有留
下多少可供后人资谈的“生平轶事”，不过透过一些遗稿的字
里行间，后人仍能感受这种一生孤行的悲怆。顾在一封答谢友
朋问候的书函中曾这样述及二十余年的生涯：“雹散蓬飘，忽
焉二纪；东西南北，音信阙如。为天涯独往之人，类日暮倒行
之客”（《与周籀书书》）。天涯独往之人，日暮倒行之客，
今日读之，这些三百余年前的文字仍如水一般凉沁，透人心脾，
其清寒之气挥之不散。
在痛苦的游历中能坚忍前行，必定有着巨大的精神寄托与
灵魂慰藉。这正是顾氏晚年活着的源泉。顾亭林眼中的山水带
恨，眼中的天地含愁，其兴亡之感经年溢于胸间，在“人与自
然”的融洽与感悟中，已达“天人合一”的境界。
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
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
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
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
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
辄喜而不寐。
（《金石文字记序》）
飘泊的欢愉全在这种穷天地之灵气、寻古今之流变的索求
中，此中的文化意义已远远胜于在“登危峰，探窈壑”时所宣
泄的家仇国恨带来的人生遗恨。康熙六年，五十五岁的顾亭林
刊行《音学五书》，并作《音学五书序》一文，详尽论述自三
代至明音韵变化的痕迹。顾氏在文中自信而云：“世日远而传
日讹，此道之亡，盖二千有余岁矣。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
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天之未丧斯文，必有
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十三年后，六十八岁
的顾亭林再作《音学五书后序》一文，笔触已然完全归于平淡，
起首即云：“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
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之书多所
未见，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
”。悠悠三十载，所过山川旧城，没有一日不携带在身边，而
且作过数次刊改，顾亭林简朴的记叙，应该已经隐去了无数这
样的场面：一个孤丁的旅人，或乘一匹马，或肩荷行囊，艰辛
地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每遇荒墟废寺、破庙遗迹，必踟蹰良
久，披寻残缺，拂去陈年的尘土，抚碑慨叹；勘史籍之阙失，
追源流之故道，思接千载，心潮翻滚不已……。日出日落，月
升月沉；荒途寞寞，野岭漫漫，旅人的脚步数十载不易。此中
的深情，三百载下仍可见旅人眼中闪耀着清澈的泪光。文化的
跋涉，永远没有归宿。顾亭林晚年的脚步已昭示了这一点。生
命的消亡可以令脚步终止，然而生命的精魂将永远这样地走下
去……
在这里，顾亭林已将人生的跋涉与文化的跋涉紧紧地融汇
在一起。生命的历程，也就是一种文化的历程；生命给文化以
温暖，文化又给生命以滋润。顾亭林的晚年，使“文化人格”
这一概念，自明清以降变得分外有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穷源索流式的文化苦寻，为编一书而
数十年“无日不以自随”，并非是一个孤例：《日知录》成书
前后达三十余年，直到暮年生命快将沉销，顾亭林仍有这样严
苛之论：
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
之于人……马文渊有言：“良工不示人
以璞。”今世之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
斯道也将亡矣……《日知录》再待千年，
如不及年（此年字如“赵孟不复年”之
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
（《与潘次耕书》）
可以相信，若顾亭林晚年再多几个“十年”，《日知录》
的修订仍将继续延续下去，直到临终绝笔为止。
这是很难令人释怀的一种历史场面。顾亭林那忧伤的跋涉
者的形象已别具一格地留在清代文化学术那琳琅满目的长廊上。
跋涉者的孤独、忧愤、痛苦，和着一个思想者愤世嫉俗、却又
对天下存亡有着无限关怀的矛盾，这种种百感交织的痕迹，全
都刻印在这位学者那张充满了沧桑感的脸上。这是一座不能轻
易雕刻的塑像。在文化长河的跋涉中，它不仅意味着三百余年
间后人对这位学者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它还意味着顾亭林在历
史与文化的长河中从未死去，顾亭林式的愤世、忧患以及强烈
的爱憎，三百年后仍如状在眼前，握手可感，炽热逼人。明末
世风浇漓，士风尤其衰颓，在晚年顾亭林从未停止对其作文化
意义的批判。其愤世之深，忧伤之切，及发聋振聩之效，直启
本世纪前期不少思想者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日知录》“廉耻”
条有云：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
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
乃灭亡……”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
故夫子之论士，日“行己有耻”。《孟
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
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
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
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
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
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
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
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
未尝无独醒之人也。
顾亭林不是第一个愤世伤时者，可是说顾亭林是千年间将
士风与国运紧密结合起来考察、以辨天下兴亡轨迹的突出学者，
大概是不会错的，十分难能可贵的是，顾亭林的愤世嫉俗并不
关乎个人的进退、一己浮沉的悲戚，而具有“匹夫之心，天下
人之心也”的博大胸襟。这可以说是将自“屈贾”以来遭时不
遇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顾亭林对末
世士风的批判已近冷酷无情，二十多年间，顾亭林在著述或与
人书的议沦中常常表达了他对士人“无耻”行径的深恶痛绝。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
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阙哉。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
朝一夕败之而有余”（《与人书》）。“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
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呜呼！士而不先
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
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与友人论学书》）……这样的抨击，比比皆是。顾亭林是在
为明朝世纪末画像，只是今人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又何尝不觉
得顾亭林同样是为他身后才出现的另一种世纪末画像？！很多
年过去了，顾亭林笔下有着特别含义的“士风”、“廉耻”、
“人心风俗”等词，依然有着其不灭的震撼力。
探讨忧愤者的心理。是相当有意思的。比起同样出现在明
代后期的一批批判者，顾亭林显然另有一种冀盼能“传先王之
业”的文化情感，正是这种情感才使顾氏对传统文化的迷失（
顾谓之曰“文武之道尽矣”）有如此切肤之痛感。顾亭林所推
崇的“先王之业”及其“经世”思想，也许从整体上说并未超
越前人的窠臼，但在士风糜烂、人心尽丧的千年大变局下，顾
氏以“致用”、“实学”激浊扬清，努力使久已不传及已被歪
曲的“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返之淳正；并身体力行，坚定不
移，三十多年孜孜不倦，以巨大的人格力量、饱经忧患的晚年
遭际，在混浊、颓败的末世，用活生生的形象重新阐释了罕见
的“君子之道”。在当时的士林，已没有人可以视而不见这么
一个形象；在后世，追溯明末清初这段文化伤心史时，更没有
谁可以漠视这么一个形象。而顾亭林对传统文化衰落的痛心疾
首，实开近世一批坚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甚浓的忧患意
识的先河。“盖三十年之间，而世道弥衰，人品弥下，使君而
及见此，其将［口敫］然而哭，如许子伯之悲世者矣”（《常
熟陈君墓志铭》）。“［口敫］然而哭”，此情结可以说延续
至本世纪一些文化大师的身上。
历史总会选择一、两个关键之点让积蓄已久的生命之花作
短暂而又意义恒久的迸发。在六十六岁这一年，无疑是顾亭林
晚年最见光彩的一年。这一年是康熙十六年。在该年正月，已
呈文治武功之象的康熙诏曰：“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
文运，阐发经史，以备顾问。朕万几余暇，思得博通之士，用
资典学。其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勿论已仕未仕，中外
臣工各举所知，朕将亲试焉”（《清史稿·圣祖本纪》）。清
廷欲一举网罗尽“已仕未仕”之中外博通之士。顾亭林出现在
清廷的视野之内。据《清史稿》本传所记，自诏博学鸿儒科后，
“大臣争荐之（指顾亭林）”。同邑名士叶方蔼等也多相劝。
在此“人生难得之遭逢”（顾亭林语）之际，顾亭林以死自誓。
在该年《答次耕书》中云，“处此之时，惟退惟拙，可以免患
”；“果有此命，非死即逃”；“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同
在该年作《答李紫澜书》，有语云，“常叹有名不如无名，有
位不如无位”；“然后国家无杀士之名，草泽有容身之地，真
所谓威武不屈”。同年还有《春雨》、《井中心史歌》诸诗明
志，其中《井中心史歌》序言有句云：“悲年运之日往，值禁
网之逾密，而见贤思齐，独立不惧。将发挥其事，以示为人臣
处变之则焉”。此数书尚是友朋间内心真情的平和吐露。康熙
十八年，叶方蔼受诏出任明史馆总裁，叶氏又一次劝请顾亭林
入史局修《明史》，六十七岁的顾亭林作《与叶仞庵书》一文，
以“一生怀抱，敢不直陈之左右”的胆识，向举荐者、也向朝
廷宣示了一个终生以“行己有耻”为旨的士人最后的抉择，文
内有语云：
先妣未嫁过门，养姑抱嗣，为吴
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亡绝粒，
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
“无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
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记》曰：
“将贻父母令名，必果；将贻父母羞
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
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刚烈之辞，掷地有声；孤怀遗恨，满纸激情。顾亭林既是
昭志，也是圆志——终于可以在“欠死”之年，以其“知”与
“行”的完美统一，完成了一生的塑造。
若说顾亭林愿以死来体现不仕二朝的意志，则顾氏更愿以
死来维护已成生命支柱的“为人臣处变之则”。
据清人全祖望所述，当朝中诸公争荐之时，“（顾）先生
预令诸门人之在京者辞曰：‘刀绳俱在，无速我死’。”（《
神道表》）
同年顾亭林有《寄次耕时被荐在燕中》诗，有句云：
嗟我性难驯，穷老弥刚棱；
孤迹似鸿冥，心尚防弋［矢曾］；
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共登？
为言顾彦先，惟办刀与绳！
顾彦先，晋人，曾有语云：“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
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晋书》本传）。
全祖望所记，当为实录。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七十岁的顾亭林骑马意外失足坠地，
隔日去世。
三
和他那些挚友几十年前悲壮式的死相比、顾亭林死得很平淡，
但他晚年生命意义的余响则穿越二百余年一直延续至本世纪初，
甚至可能还要久远。顾亭林对传统文化的承传那份独特的忧患意
识，更跨越了两个世纪影响了整整一群人。本世纪的博学鸿儒王
国维、陈寅恪等人到底承续了多少顾氏的学术思想暂且不论，在
文化情怀、人格气节、道德精神等方面，王、陈等人身上赫然可
见顾亭林的影子。十分有意思的是，顾氏数百年间以痛恨大清的
明遗民身份垂于后世；而王、陈两人在本世纪却一直被认为对大
清充满了怀恋。由此可见，顾亭林的情怀与精神，绝不关乎一家
一姓之兴亡，而具有超越了时间、地域的一种文化精神。二百余
年前，顾亭林自感惟己在独守与苦守此精神，面对滔滔世象不免
［口敫］然而哭；二百余年后，王国维与陈寅恪同样自感惟己在
独守与苦守此精神，只是他们中宵之泣声在时贤听来所谓“陈腐
的气息”显得很浓……
面对这样的古人，今人不知能说些什么！面对这样的前贤，
今人又能够说些什么？
顾亭林之业也许随着他所处时代的消失已成为过去；而作为
一个学者，顾氏晚年生命的升华，将永远今后人感慨不已。
在生前，顾亭林已将自己的一生划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其严苛的程度已有点“不近人情”。第一阶段包括青年及中年时
期，晚年顾亭林回首这段时期的人生，足可用四字形容——“悔
其少作”。“弟少年时，不过从诸文士之后，为雕虫篆刻之技。
及乎年齿渐大，闻见益增，始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炳烛之
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与陆桴亭札》）。这是一段很典
型的对中年以前人生的评述。顾亭林对青年时期“从诸文士之后”
的经历极悔之，在《与人书》中云：“《宋史》言，刘忠肃每戒
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
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在
这里顾亭林透露了重要的信息，晚年他眼中的“文士”、“文人”
，即是那些专为“注虫鱼，吟风月而已”（《与黄太冲书》）等
应酬文字之士。顾亭林笔下的“诸文士”应当泛指明季空浮的士
风，因为他早岁从游之士便有奇士归庄等人。归、顾过从甚密，
互为气类，在当时已成佳话。在漫长的晚年，顾亭林一直在忏悔
早岁的“雕虫篆刻之技”，并且越到暮年越苛刻。“年过五十，
乃知‘不学礼无以言’之旨，方欲讨论，而多历忧患，又迫衰晚
……遂于此经未有所得”（《答汪苕文书》）；“年逾六十，迄
无所成，如何如何”（《与黄太冲书》）。至今已不易追寻顾亭
林早岁“从诸文士之后”的确切生涯，虽然后世学者一般认为存
世的顾氏文集并非由顾本人最后亲定，但顾亭林在生前已对一生
之著述作过严谨的删削则是可以相信的。因为在现存的顾氏遗稿
中早岁之作少之又少，顾氏存世的四百多首诗歌按编年体例是从
崇祯十六年“甲申之变”起编定。近人徐颂洛以为顾诗“无一酬
应语”。可以推断，顾亭林一生为诗为文并非“无一酬应语”，
实为“酬应语”早经晚年的顾亭林全部删除了。删除得很干净，
也很撼人心弦，留下了一片巨大的教人浮想联翩的空白，映衬着
一个学者暮年时一尘不染的洁白灵魂！面对着这样的文字，面对
着这样追求真理的完美者与苛求者，无论何时，无论何人，都应
该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尊严，一种治学的尊严，一种人格的尊严！
《初刻日知录自序》云：
炎武所著《日知录》……历今六
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
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
书已行于世，不可掩……盖天下之理
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
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
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学术，
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
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
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
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
顾亭林作此感想时已经六十四岁。《日知录》的著述已延续
了三十多年，此书在士林早有名声，顾亭林却仍旧这样说，“未
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同上）。
“老而益进”四字点题，它足以概括顾亭林晚年不凡的生命
过程。这种过程因了顾亭林亲历着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所以顾
亭林“今是而昨非”的扬弃，其意义已超出了一个个体生命的独
善其身、自我完善，而开启了在历史大变局下一个有良知的知识
分子在对待民族存亡、本土文化，及为人气节等重大问题上“处
变之则”的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又因其晚年坎坷的经历，凸现其
情深如许的灵魂，使这种文化精神弥漫着博大的人格化的情怀。
此情怀数百年缭绕不散，印证着自明清以降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
子在现实中所经历的命运历程及在精神世界中走过的心路历程。
在这个意义上说，今人仍在慢慢体味顾亭林已体味过的历史情感
与文化情感。——若从长远的目光来看，没有谁可以否认中华民
族在二十世纪同样处在一个历史大变局之中！
唯一有所区别的是，今天芸芸众生中不知能有几人可以接近
顾亭林的境界？
三百年间，历史的条件、历史的内容已今非昔比，历史的精
神却依然始终如一——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思
想者，此话顾亭林说得极为亲切；作为一个学者，此话表明顾亭
林显然感悟到了冥冥中承中国传统文化之“命脉”的天意，顾亭
林一生有两次重大的自我否定：一为明末清初之际对早岁从诸文
士“步扬、班之逸躅”的否定，“扬、班”即汉代的扬雄、班固，
俱早年喜为汉大赋，扬雄晚年醒悟，以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
“辍不复写”，这就是“悔其少作”的典故。扬雄晚年“意欲求
文章成名于后世”（《汉书》本传），这种人生观的变化，对汉
以后历代中国学者影响深远，在顾亭林身上亦可见其烙印。二为
当大清政权日见牢固、复明事业已不可为时，顾亭林遂转向“保
天下”的孤寂而又凄寒的极至追求。“孤寂”者，世既滔滔，天
仍梦梦，众人皆沉醉，惟吾独醒。顾亭林已强烈意识到在此分崩
离析之际文化、风俗、人心已到了“薪尽火传”的转折关头，而
以添薪传火、孤身救危亡之人自命。在那一刻，滚动着的历史之
流似乎也在这节骨眼上久久徘徊，将焦点凝聚在这张布满了人世
风霜、仰对着茫茫苍穹的脸上。这是很动人的一种历史定格。并
不是每一个朝代都能出现这样的定格。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每
到紧要处，总会出现一两个凝聚其精华、续延其命脉的关键人物。
文化的推进，在此时呈现“一脉相牵”的形态。因孔子降世，后
代儒者方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之慨。孔子没后一千年，
韩愈自负千年间只有自己能承续孔孟之道，“每言文章自汉司马
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新唐书·韩愈
传》）。至明末清初，“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顾亭林忧
切的目光越过了动荡纷争、最惹人悲欢愁肠的当世，在寂寥的历
史时空中追寻；追寻着“不可绝于天地间”的那一线历史之脉、
文化之脉，这种追寻构成了顾亭林晚年的生命本质：孤峭、痛苦、
悲凉，一句话，承受着裂变时代带来的沉重负载。同样这种追寻
也构成了顾氏晚年的生命意义：凝重、高洁、永恒，一句话，可
以“垂示后来者”！“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天下之士，
于是乎不知今”（《日知录》“秘书国史”条），顾亭林痛心疾
首于“有明三百年之文人”的堕落，每每发出这样的痛呼：“君
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
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与潘
次耕札》）。也许顾亭林感受太深了，也许顾亭林太苛求自己了，
与其他同时期的文化大师略有不同，顾亭林的著述非洋洋洒洒之
作，多短小简略之论，但很多精粹的言论已包容着一个时代思考
的精华，蕴含着一生的思想总结——如“（吾）未尝一日忘天下
也。故君子之学，死而后已”；“故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指、当世
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
这是一块无法绕过去的思想碑石。
距顾亭林死后二百五十年的一九三四年，陈寅恪在《王静安
先生遗书序》一文中这样说道：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
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
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
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
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
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所谓“托命之人”，自是指承传中国文化一脉相牵者。中国
文化屡屡演进至紧要关头时便出现的“托命之人”，他们的历史
地位与历史作用，到了陈寅恪的手里，才获得了比较详实的论述。
陈寅恪的提炼也非凭空而来，作为明末清初“托命之人”的顾亭
林，在他的著述中已多次强烈表达他的学说将会“转移一时之风
气，示来者以轨则”。“吾辈所恃，在自家本领。足以垂之后代，
不必旁人篱落，亦不屑与人争名。弟三十年来，并无一字流传坊
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
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与人书》）。而在《答曾庭闻书
》等文中顾氏自负地云：“一生所著之书，颇有足以启后王而垂
来学者”；“而有王起者，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
。顾亭林很自信，越到暮年，这种自信越化为浓浓的生命意志，
其活着，其老而益进，全部服膺于“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
王，自信其书之必传”（《与杨雪臣》）。
顾亭林的书的确传了下来，并已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顾亭林的天分，也许只有极少数者才可以领略；不过这并不妨碍
后世的学人，面对这么一位有血有肉的学者、这么一段艰苦卓绝
的晚年人生，去静听他那不绝如缕的传世遗音。这或者正是顾亭
林在“人”的意义上具有悠久审美价值的根本所在？！
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于其臣，授之官
而与以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
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己。故一病垂
危，神思不乱，使遂溘焉长逝，而子此任已不可谓
无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为稍能任事而不遽
放归者也，又敢怠于其职乎？
《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写下这样的文字时，顾亭林的生命已接近尽头；未几，一代
大学者便撒手西归。这样的文字，已将一个学者的晚年所应有的
内容、意义全都包含在内了。
三百年前有这样一位学者作这样严苛的删削，留下的是这样
的文字；三百年后，同样世既滔滔，但对于现代许多为文者来说，
他们晚年的文字已不可以视作他们一生中最真实的心声，当然更
遑论是传世之音。本来，积一生的阅历，最好的文字，最好的思
想，应该产生于这段“老而益进”的人生时期。
由此可知，现代人并不一定比古人幸运多少。
由此也可知，在本世纪历尽沧桑、至今仍健在、仍在不断反
思一生、仍在对往昔作“否定之否定”的一些文化老人，他们的
暮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当然，要对此作出客观的文化价值的判
断，恐怕要留待下一个世纪了。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
《日知录》“立言不为一时”条）。没有多少人会留意顾亭林的
这段话，但历史的确是这样走过来的。
写于广州桂花岗
1997年1月12日－28日
植字：追日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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