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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作 人 文 选· 之 十
中 国 新 文 学 的 源 流
庾荷之扫描
肖毛校对
第四讲 清代文学的反动（下）
——桐城派古文
桐城派的统系，
桐城派的思想和桐城义法，
桐城派的变化，
桐城派和新文学运动的关系，
死去的公安派精神的苏醒，
桐城派所激起的反动，
如上次所说，在十八九两世纪的中国，文学方面是八股文与桐城派古
文的时代。所以能激动起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运动，桐城派古文也
和八股文有相等的力量在内。
桐城派的首领是方苞和姚鼐，所以称之为桐城派者，是因他们通是安
徽桐城县人。关于桐城派的文献可看《方望溪集》和《姚惜抱集》，该派
的重要主张和重要文字，通可在这两部书内找到。此外便当可用的还有一
本叫做《桐城文派述评》的小书。吴汝纶和严复的文章也可以一看，因为
他们是桐城派结尾的人物，另外也还有些人，但并不重要，现在且可不必
去看。
桐城派自己所讲的系统是这样子的：
左传——史记——韩愈——归有光——方苞
柳宗元
欧阳修
三苏
王安石
曾巩
从此可以看得出，他们还是承接着唐宋八大家的系统下来的：上承左
马，而以唐朝的韩愈为主，将明代的归有光加入，再下来就是方苞，不过
在他们和唐宋八大家之间，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唐宋八大家虽主张“文
以载道”，但其着重点，犹在于古文方面，只不过想将所谓“道”这东西
[收]①进文章里去作为内容罢了，所以他们还只是文人。桐城派诸人则不
仅是文人，而且也兼作了“道学家”。他们以为韩愈的文章总算可以了，
然而他在义理方面的造就却不深：程朱的理学总算可以了，然而他们所做
的文章却不好。于是想将这两方面的所[长]②合而为一，因而有“学行继
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志愿。他们以为“文即是道”，二者并不
可分离，这样的主张和八股文是很接近的。而且方苞也就是一位很好的八
股文作家。
关于清代学术方面的情形，在前我们曾说到过，大体是成这种形势：
一，宋学（哲学或玄学）
／语言
二，汉学＜
＼历史
三，文学
（1）明未文学的余波
（2）骈文（文选派）
（3）散文（古文，以桐城派为代表）
四，制艺
按道理说，桐城派是应归属于文学中之古文方面的，而他们自己却不
以为如此。照他们的说法，应[该]③改为这样的情形：
1．义理—— 宋学\
2．考据—— 汉学 |
/ 诗词 ｝桐城派
3．词章 ｛ 骈文 |
＼古文/
4．制艺
他们不自认是文学家，而是集义理，考据，词章，三方面之大成的。
本来自唐宋八大家主张“文以载道”而后，古文和义理便渐渐离不开，而
汉学在清代特占势力，所以他们也自以懂得汉学相标榜。实际上方姚对于
考据之学却是所知有限得很。
他们主张“学行继程朱之后，”并不是处处要和程朱一样，而是以为
：只要文章作得好，则“道”也即跟着好起来，这便是学行方面的成功。
今人赵震大约也是一位桐城派的文人，在他所编的《方姚文》的序文中，
曾将这意思说得很明白，他说：
然则古文之应用何在？曰：“将以为为学之具，蕲至乎知言知道之君
子而已。”人之为学，大 率因文以见道，而能文与不能文者，其感觉
之敏钝，领会之多寡，盖相去悬绝矣。……
另外，曾国藩有一段话也能对这意见加以说明，他在《示直隶学子文
》文内，论及怎样研究学问，曾说道：
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
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词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
差。……
因为曾国藩是一位政治家，觉得单是讲些空洞的道理不够用，所以又
添了一种“经济”进去，而主张将四种东西——即义理，考据，词章，经
济，——打在一起。
从这两段文字中，当可以看得出他们一贯的主张来，即所作虽为词章，
所讲[乃是]④义理。因此他们便[是]⑤多方面的人而不只是文学家了。
以上是桐城派在思想方面的主张。
在文词方面，他们还提出了所谓“桐城义法”。所谓义法，在他们虽
看得很重，在我们看来却并不是一种深奥不测的东西，只是一种修词学而
已。将他们所说的归并起来，大抵可分为以下两条：
第一，文章必须“有关圣道”——方苞说：“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
风化不苟作。”姚鼐也说过同样的话，以为如“不能发明经义不可轻述。
”所以[凡是文章必须要]⑥“明道义，维风俗。”其实，这也和韩愈等人
文以载道的主张一样，并没有更高明的道理在内。
此外他们所提出的几点，如文章要学左史，要以韩欧为法，都很琐碎
而没有条理。比较可作代表的是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中的一段话：
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
或沿翰林旧体，无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录：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
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
将其中的意见归纳起来，也可勉强算作他们的义法之一，便是：
第二，文要雅正。
另外还有一种莫明其妙的东西，为现在的桐城派文人也说不明白的，
是他们主张文章内要有“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种东西：
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
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
“理”是义理，即我们之所谓“道”；“声”是节奏，是文章中的音
乐分子；“色”是色采，是文章的美丽。这些，我们还可以懂得。但神，
气，味，律等，[意义就]⑦十分渺茫，使人很难领会得出。林纾的《春觉
斋论文》，可说是一本桐城派作文的经验谈，而对于这几种东西，也没有
说得清楚。
不管他们的主张如何，他们所作出的东西，也仍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
并且，越是按照他们的主张作出的，越是作得不好。《方姚文》中所选的
一些，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好，可以算作代表作的，但其好处何在，我们却
看不出来。不过，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假古董相比，我以为桐城派倒有可取
处的。至少他们的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有几篇还带些文学[意]⑧
而且平淡简单，含蓄而有余味，在这些地方，桐城派的文章，有时比唐宋
八大家的还好。虽是如此，我们对他们的思[想]⑨所谓“义法”，却[始]
⑩是不能赞成，而他们的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文最相近。
假如说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那么曾国藩可说是桐城派中兴的明
主。在大体上，虽则曾国藩还是依据着桐城派的纲领，但他又加添了政治
经济两类进去，而且对孔孟的观点，对文章的观点，也都较为进步。姚鼐
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二者有极大的不同之点：
姚鼐不以经书作文学看，所以《古文辞类纂》内没有经书上的文字。曾国
藩则将经中文字选入《经史百家杂钞》之内，他已将经书当作文学看了。
所以，虽则曾国藩不及金圣叹大胆，而因为他较为开通，对文学较多了解，
桐城派的思想到他便已改了模样。其后，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
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
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
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
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
但他们所以跟不上潮流，所以在新文学运动正式作起时，又都退缩回
去而变为反动势力者，是因为他们介绍新思想的观念根本错误之故。在严
译的《天演论》内，[有]⑾吴汝纶所作的一篇很奇怪的序文，他不看重天
演的思想，他以为西洋的赫胥黎未必及得中国的周秦诸子，只因严复用周
秦诸子的笔法译出，因文近乎“道”，所以思想也就近乎“道”了。如此，
《天演论》是因为译文而才有了价值。这便是当时所谓“老新党”的看法。
林纾译小说的功劳算最大，时间也最早，但其态度也[非常之]⑿不正
确。他译司各特（Scott）狄更司（Dickens）诸人的作品，其理由不是因
为他们的小说有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的笔法，有些地方和太史公相像，有
些地方和韩愈相像，太史公的《史记》，和韩愈的文章既都有价值，所以
他们的也都有价值了，这样，他的译述工作，虽则一方面打破了中国人的
西洋无学问的旧见，一方面也可打破了桐城派的“古文之体忌小说”的主
张，而其根本思想却仍是和新文学不根同的。
他们的基本观念是“载道”，新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言志”，二者根
本上是立于反对地位的。所以，虽则接近了一次，而终于不能调和。于是，
在袁世凯作皇帝时，严复成为筹安会的六君子之一，后来写信给人也很带
复辟党人气味；而林纾在民国七八年时，也一变而为反对文学革命运动的
主要人物了。
另外和新文学运动有关系的是汉学家。汉学家和新文学本很少发生关
系的可能，但他们和明末的文学却有关系。如我们前次所讲，明末的新文
学运动一直继续到清代初年。在历史上可以明明白白看出[来]⒀的，是汉
学家章实斋在《文史通义》内《妇学》一篇中大骂袁枚，到这时公安竟陵
两派的文学便告了结束。然而最奇怪的事情是他们在汉学家的手里死去，
后来却又在汉学家的手里复活了过来。在晚清，也是一位汉学家，俞曲园
樾先生，他研究汉学也兼弄词章——虽则他这方面的成绩并不好。在他的
《春在堂全集》中，有许多游戏小品，《小浮梅闲话》则全是讲小说的文
字，这是在同时代的别人的集子中所没有的。他的态度和清初的李笠翁，
金圣叹差不多，也是将小说当作文学看。当时有一位白玉昆[作过一部]⒁
《三侠五义》，他[竟]⒂加以修改，改为《七侠五义》而刻印了出来，这
更是一件象金圣叹所作的事情。在一篇《曲园戏墨》中，他将许多字作成
种种形象，如将“曲园拜上”四字画作一个人跪拜的姿势等，这又大似李
笠翁《闲情偶寄》中的风趣了。所以他是以一个汉学家而走向公安派竟陵
派的路子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清代晚年已经有对于八股文和桐城派的反动
倾向了。只是那时候的几个人，都是在无意识中做着这件工作。来到民国，
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才很明瞭地意识到这件事而正式提出文学
革命的旗帜来。在《北斗》杂志上载有鲁迅一句话：“由革命文学到遵命
文学”，意思是：以前是谈革命文学，以后怕要成为遵命文学了。这句话
说得颇对，我认为凡是载道的文学，都得算作遵命文学，无论其为清代的
八股，或桐城派的文章，通是。对这种遵命文学所起的反动，当然是不遵
命的革命文学。于是产生了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 也即是公安派
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
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
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
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
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
肖毛校记①[收]：此处初版本作“放”字。
②[长]：此处初版本作“专”字。
③[该]：此处初版本无“该”字。
④[乃是]：此处初版本作“为”字。
⑤[是]：此处初版本作“为”字。
⑥[凡是文章必须要]： 此处初版本写作“文章必须得”。
⑦[意义就]： 此处初版本写作“则意义”。
⑧[意]： 此处初版本写作“意味。”。
⑨[想]：此处初版本于“想”字后多一“和”字。
⑩[始]：此处初版本写作“始终”。
⑾[有]：此处初版本写作“曾有”。
⑿[非常之]：此处初版本写作“同样的”。
⒀[来]：此处初版本无“来”字。
⒁[作过一部] ：此处初版本写作“所作的”。
⒂[竟] ：此处初版版本无“竟”字。
第五讲 文学革命运动
清末政治的变动所给予文学的影响
梁任公和文学改革的关系
白话作品的出现
《新青年》杂志的刊行和文学革命问题的提出
旧势力的恐怖和挣扎
文学革命运动和明末新文学运动根本精神[之]①所以相同
用白话的理由
清末文学方面的情形，就是前两次所讲到的那样子，现在再加一总括
的叙述：
第一，八股文在政治方面已被打倒，考试时已经不再作八股文而改作
策论了。其在社会方面，影响却依旧很大，甚至，[直到现在]②还没有完
全消失。
第二，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全盛时期的汉学，到清末的俞曲园也起了
变化，[他]③不但弄词章，而且弄小说，而且在《春在堂全集》中的文字，
有的像李笠翁，有的像金圣叹，有的像郑板桥和袁子才。于是，被章实斋
骂倒的公安派，又得以复活在汉学家的手里。
第三，主张文道混合的桐城派，这时也起了变化，严复出而译述西洋
的科学和哲学方面的著作，林纾则译述文学方面。虽则严复的译文被章太
炎先生骂为有八股调；林纾译述的动机是在于西洋文学有时和《左传》《
史记》中的笔法相合；然而在其思想和态度方面，总已有了不少的改变。
第四，这时候的民间小说，比较低级的东西，也在照旧发达。其作品
有《孽海花》等。
受了桐城派的影响，在这变动局面[中]④演了一个主要角色的是梁任
公。他是一位研究经学而在文章方面是喜欢桐城派的。当时他所主编的刊
物，先后有《时务报》，《新民丛报》，《清议报》和《新小说》等等，
在那时的影响都很大，不过，他是从政治方面起来的，他所最注意的是政
治上的改革，因而他和文学运动的关系也较为异样。
自从甲午年（1894）中国败于日本之后，中间经过了戊戌政变（1898
），以至于庚子年的八国联军（1900），这几年间是清代政治上起大变动
的开始[时期]⑤。梁任公是戊戌政变的主要人物，他从事于政治的改革运
动，也注意到思想和文学方面。在《新民丛报》内有很多的文学作品。不
过[那]⑥些作品都不是正路的文学，而是来自偏路的，和林纾所译的小说
不同。他是想藉文学的感化力作手段，而达到其改良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
的目的的。这意见，在他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
可以看出。因此他所刊载的小说多是些“政治小说”，如讲匈牙利和希腊
的政治改革的小说《经国美谈》等是。《新小说》内所登载的，比较价值
大些，但也都是以改良社会为目标的，如科学小说《海底旅行》，政治小
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和其他的侦探小说之类。这是他在
文学运动以前的工作。
梁任公的文章是融和了唐宋八家，桐城派，和李笠翁，金圣叹为一起，
而又从中翻陈出新的。这也可算他的特别工作之一。在我年小时候，也受
了他的非常大的影响，读他的《饮冰室文集》《自由书》《中国魂》等[
书]⑦，都非常有兴趣。他的文章，如他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讲。
是“笔锋常带情感”，因而影响社会的力量更加大。
他曾作过一篇《罗兰夫人传》。在那篇传文中，他将法国革命后欧洲
所起的大变化，都归功于罗兰夫人身上。[其中]⑧有几句是:
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
彼玛志黎，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
因这几句话，竟使后来一位投考的人，在论到拿破仑时颇惊异于拿破
仑和梅特涅既属一母所生之兄弟何以又有那样不同的性格。从这段笑话中，
也可见得他给予社会上的影响是如何之大了。
就这样，他以改革政治改革社会为目的，而影响所及，也给予文学革
命运动以很大的助力。
在这时候，曾有一种白话文字出现，如《白话报》，《白话丛书》等，
不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而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
一般国民都认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瞭一点，所以认为用
白话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因此，我以为那时候的白话和现在的白话
文有两点不[同]⑨：
第一，现在白话文，是“话[怎样]说便[怎样]⑩写”。那时候却是由
八股翻白话，有一本《女诫注释》，是那时候的《白话丛书》之一，序文
的起头是这样：
梅侣做成了《女诫》的注释，请吴芙做序，吴芙就提起笔来写道，从
古以来，女人有名气的极 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
孔夫子，《女诫》是女人最要紧念的书……
又后序云：
华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侣做的曹大家《女诫》注释，叹一口气说道，
唉，我如今想起中国的女子，真没有再比他可怜的了……
这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可见那时的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
又翻作白话写出来的。
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
对什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地写一张字条儿，一律都用白话。
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
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为那时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东西都
用古文，则一般人对报纸仍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么一回
事，所以只好用白话。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
用的。
总之，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政变的余波
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大关系的。
不过那时候的白话作品，也给了我们一种好处：使我们看出了古文之
无聊。同样的东西。若用古文写，因其形式可作掩饰，还不易看清它的缺
陷，但用白话一写，即显得空空洞洞没有内容了。
这样看来，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
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像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
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是如《三国演义》
上所说的：“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所谓“东风”在这里却正[应]⑾改作“西风”，即是西洋的科学，哲
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已]⑿渐渐输入得很多，
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地提出来了。
民国四五年间，有一种《青年杂志》发行出来，编辑者为陈独秀，这
杂志的性质是和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差不多。后来，又改名为
《新青年》，[及至]⒀蔡孑民作了北大校长，他请陈独秀作了文科学长，
但《新青年》[杂志仍由陈]⒁编辑，这是民国六年的事。其时胡适之尚在
美国，他由美国向《新青年》投稿，便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意见。但那时的
意见还很简单，只是想将文体改变一下，不用文言而用白话，别的再没有
高深的道理。当时他们的文章也还都是用文言作的。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
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了出来。接
着又有了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复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只不过又加多了西洋的科
学哲学各方面的思想，遂使两次运动多少有些不同了，而在根本方向上，
则仍无多大差异处——这是我们已经屡次讲到的了。
对此次文学革命运动起而反对的，是前次已经讲过的严复和林纾等人。
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本是由于他们的介绍才得输入中国的，而参加文
学革命运动的人们，也大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当时林译的小说，由最早的
《茶花女》到后来的《十字军英雄记》和《黑太子南征录》，我就没有不
读过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反动起来呢？那是他们有载道的观念之故。
严林都十分聪明，他们看出了文学运动的危险将不限于文学方面的改革，
其结果势非使儒教思想根本动摇不可。所以怕极了便出面反对。林纾有一
封很长的信，致蔡[孑民]⒂先生。登在当时的《公言报》上，在那封信上
他说明了这次文学运动将使中国人不能读中国古书，将使中国的伦常道德
一齐动摇等危险，而为之担忧。
关于这次运动的情形，没有详细讲述的必要，大家翻看一下《独秀文
存》和《胡适之文存》，便可看得出他们所主张的是什么。钱玄同和刘半
农先生的文章没有收集印行，但在《新文学评论》（王世栋编，新文化书
社出版）可以找到，这是最便当的一部书，所有当时关于文学革命这问题
的重要文章，主张改革和反对[改革]⒃的两方面的论战文字，通都收进里
面去了。
我已屡次地说过，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
全相同，对此，我觉得还须加以解释：
有人疑惑：今次的文学革命运动者主张用白话，明末的文学运动者并
没有如此的主张，他们的文章依旧是用古文写作，何以二者会相同呢？我
以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这意见
和胡适之先生的有些不同。胡先生以为所以要用白话的理由是，
（1）文学向来是向着白话的路子走的，只因有许多障碍，所以直到
现在才入了正轨，以后即永远如此。
（2）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是活的。
对于他的理由中的第（1）项，在第二讲中我已经说过：我的意见是
以为中国的文学一向并没有一定的目标和方向，有如一条河，只要遇到阻
力，其水流的方向即起变化，再遇到即再变。所以，如有人以为诗言志太
无聊，则文学即转入“载道”的路，如再有人以为“载道”太无聊，则即
再转[而入于]⒄“言志”的路。现在虽是白话，虽是走着言志的路子，以
后也仍然要有变化，虽则未必再变得如唐宋八家或桐城派相同，却许是必
得对于人生和社会有好处的才行，而这样则又是“载道”的了。
对于其理由中的第（2）项，我以为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线，
因此死活也难分。几年前，曾有过一桩笑话：那时章士钊以为古文比白话
文好，于是以“二桃杀三士”为例，他说这句话要用白语写出则必变为“
两个桃子，害死了三个读书人”，岂不太麻烦么？在这里，首先他是将“
三士”讲错了：“二桃杀三士”为诸葛亮《梁父吟》中的一句，其来源是
《晏子春秋》里边所讲的一段故事，三士所指[原]⒅系三位游侠之士，并
非“三个读书人”。其次，我以为这句话就是白话而不是古文。例如在我
们讲话时说，“二桃”就可以，不一定要说“两个桃子，”“三士”亦然。
杀字更不能说是古文。现在所作的白话文内，除了“呢”“吧”“么”等
字比较新一些外，其余的几乎都是古字了，如“月”字从甲骨文字时代就
有，算是一个极古的字了，然而它却的确没有死。再如“粤若稽古帝尧”
一句，可以算是一句死的古文了，但其死只是由于字的排列法是古的，而
不能说是由于这几个字是古字的缘故，现在，这句子中的几个字，还都时
常被我们应用，那么，怎能算是死文字呢？所以文字的死活只因它的排列
法而不同，其古与不古，死与活，在文[字]⒆的本身并没有明瞭的界限。
即在胡适之先生，他从唐代的诗中提出一部分认为是白话文学，而其取舍
却没有很分明的一条线。即此可知古文白话很难分，其死活更难定。因此，
我以为现在用白话，并不是因为古文是死的，而是尚有另外的理由在：
（1）因为要言志，所以用白活，——我们写文章是想将我们的思想，
感情表达出来的。能够将思想和感情多写出一分，文章的艺术分子即加增
一分，写出得愈多便愈好。这和政治家外交官的谈话不同，他们的谈话是
以不发表意见为目的的，总是愈说愈令人有莫知究竟之感。[ 我们既然想
把思想和感情]⒇尽可能地多写出来， [则其]（21）最好的办法是如胡适
之先生所说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必如此，才可以“不拘格套”，
才可以“独抒性灵”。比如，有朋友在上海生病，我们得到他生病的电报
之后，赶即到东车站搭车到天津，又改乘轮船南下，第三天便抵上海。我
们若用白话将这件事如实地记载出来，则可以看得出这是用最快的走法前
去。从这里，我和那位朋友间的密切关系，也自然可以看得出来。若用古
文记载，势将怎么也说不对。“得到电报”一句，用周秦诸子或桐城派的
写法都写不出来，因“电报”二字找不到古文来代替，若说接到“信”，
则给人的印象很小，显不出这事情的紧要来。“东车站”也没有适当的古
文可以代替，若用“东驿”，意思便不一样，因当时驿站间的交通是用驿
马。“火车”“轮船”等等名词也都如此。所以，对于这件事情的叙述，
应用古雅的字不但达不出真切的意思，而且在时间方面也将弄得不与事实
相符。又如现在的“大学”若写作古代的“成均”和“国子监”，则其所
给予人的印象也一定不对。从这些简单的事情上，即可知道想要表达现在
的思想感情，古文是不中用的。
我们都知道，作战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而不要为敌人[所消灭]（22）。
因此，选用效力最大的武器是必须的：用刀棍不及用弓箭，用弓箭不及用
枪炮，枪炮只有射击力最大的才最好，所以现在都用大炮而不用刀剑。不
过万一有人还能以青龙偃月刀与机关枪相敌，——能够以青龙偃月刀发生
比机关枪更大的效力，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了，——但万一有人能够作到
呢，则青龙偃月刀在现在也仍不妨一用的。文学上的古文也如此，现在并
非一定不准用古文，如有人能用古文很明瞭地写出他的思想感情，较诸用
白话文字写还能表现得更多更好，则也大可不必用白话的，然而谁敢说他
能够这样做呢？
传达思想，感情的方法很多，用语言，用颜色，用音乐或文字都可以，
本无任何限制。我自己是不懂音乐的，但据我想来，对于传达思想和感情，
也许那是一种最便当，效力最大的东西吧，用言语传达就比较难，用文字
写出更难。譬如我们有时候非常高兴，高兴的原因却有很多：有时因为考
试成绩好，有时因为发了财，有时又因为恋爱的成功等等，假如对这种种
事件都只用“高兴”的字样去形容，则各种高兴间不同的情形便表示不出，
这样便是不得要领。所以，将我们的思想感情用文字照原样完全描绘出来，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既很不容易而到底还想将它们的原面目尽量地保存
在文字当中，结果遂不能不用最近于语言的白话。这是现在所以用白话的
主要原因之一，而和明末“信腕信口”的主张，原也是同一纲领——同是
从“言志”的主张中生出来的必然结果。在明末还没想到用白话，所以只
能就文言中的可能，以表达其思想感情而已。
向来还有一种误解，以为写古文难，写白话容易。据我的经验说却不
如是：写古文较之写白话容易得多，而写白话则有时实是自讨苦吃。我常
说，如有人想跟我学作白话文，一两年内实难保其必有成绩；如学古文，
则一百天的功夫定可使他学好。因为教古文，只须从古文中选出百来篇形
式不同格调不同的作为标本，让学生去熟读即可。有如学唱歌，只须多记
住几种曲谱：如国歌，进行曲之类，以后即可按谱填词。文章读得多了，
等作文时即可找一篇格调相合的套上。如作寿序，作祭文等，通可用这种
办法。古人的文字是三段，我们也作三段，五段则也五段。这样则教者只
对学者加以监督，使学者去读去套，另外并不须再教什么。这种办法，并
非我自己想出的，以前的作古文的[人们]（23），的确就是应用这办法的，
清末文人也曾公然地这样主张过，但难处是：譬如要作一篇祭文，想将死
者全生平的历史都写进去，有时则限于古人文字中的段落太少而不能做到，
那时候便不得不削足以适履了。古文之容易在此，其毛病亦在此。
白话文的难处，是必须有感情或思想作内容，古文中可以没有这东西，
而白话文缺少了内容便作不成。白话文有如口袋装进什么东西去都可以，
但不能任何东西不装。而且无论装进什么，原物的形状都可以显现得出来。
古文有如一只箱子，只能装方的东西，圆东西则盛不下，而最好还是让他
空着，任何东西都不装。大抵在无话可讲而又非讲不可时，古文是最有用
的。譬如远道接得一位亲属写来的信，觉得对他讲什么都不好，然而又必
须回复他，在这样的时候，若写白话，简单的几句便可完事，当然不相宜
的，若用古文，则可以套用旧调，虽则空洞无物，但八行书准可写满。
（2）因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所以须用白话——假如思想还和
以前相同，则可仍用古文写作，文章的形式是没有改革的必要的。现在呢，
由于西洋思想的输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
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应用这新的观点去观察一切，遂对一切问
题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
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
现在有许多文人，如俞平伯先生，其所作的文章虽用白话，但乍看来
其形式很乎常，其态度也和旧时文人差不多，然在根柢上，他和旧时的文
人却绝不相同。他已受过了西洋思想的陶冶，受过了科学的洗礼，所以他
对于生死，对于父子，夫妇等[问题]（24）的意见，都异于从前很多。在
民国以前人们，甚至于现在的戴季陶张继等人，他们的思想和见地，都不
和我们相同，按张戴的思想讲，他们还都是庚子以前的人物，现在的青年，
都懂得了进化论，习过了生物学，受过了科学的训练。所以尽管写些关于
花木，山水，吃酒一类的东西，题目和从前相似，而内容则前后绝不相同
了。
肖毛校记①[之]：此处初版本写作“的”。
②[直到现在]：此处初版本写作“如从前所说，至今”。
③[他]：此处初版本无“他”字。
④[中]：此处初版本无“中”字。
⑤[时期]：此处初版本无此二字。
⑥[那]： 此处初版本写作“这”字。
⑦[书]： 此处初版本无“书”字。
⑧[其中]： 此处初版本写作“在这篇文字中，”。
⑨[同]：此处初版本写作“相同”。
⑩[怎样]：此二处初版本皆写作“怎么”。
⑾[应]：此处初版本无“应”字。
⑿[已]：此处初版本写作“都已”。
⒀[及至]：此处初版本写作“这时候”。
⒁[杂志仍由陈] ：此处初版本写作“仍由他”。
⒂[孑民] ：此处初版本写作“元培”。
⒃[改革] ：此处初版本写作“革命”。
⒄[而入于]：此处初版本无此三字。
⒅[原]：此处初版本无此字。
⒆[字]：此处初版本写作“学”。
⒇[我们既然想把思想和感情]： 此处初版本写作“要想将我
们的思想感情，”。
（21）[则其]： 此处初版本无此二字。
（22）[所消灭] ：此处初版本写作“打死”。
（23）[人们] ：此处初版本无此二字。
（24）[问题]： 此处初版本无此二字。
庾荷之扫描
肖毛校对
13:58 0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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